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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派

2016-11-22 23:17:33 人评论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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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重农学派 3

2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5

3新古典经济学 9

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9

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10

4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 13

5奥地利经济学派 19

6新奥地利经济学派(The new Austria School of Economics) 20

7边际效用学派 21

8德国历史学派(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23

9弗莱堡学派(The Freiburg School ) 27

10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37

11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 40

12官房学派(cameralism school) 48

13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49

14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60

15货币学派(Monetarism) 63

16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 69

17海派经济学 70

18经济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 71

19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 72

20激进经济学派 73

21经济浪漫主义学派 75

22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76

23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 77

24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 79

25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 81

26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Ricardian socialists) 87

27李嘉图学派 90

2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97

29瑞典学派(The Swedish School) 109

30数理经济学派 126

31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 school) 128

32新古典综合学派 130

33新剑桥学派(Neo Cambridge School,New Cambridge school) 132

34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138

35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 143

36新历史学派(new historical school) 147

37新经济地理学派 148

38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 school) 149

39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 School) 152

40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156

41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 158

42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160

43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161

44资产阶级经济学(bourgeois economics) 163

45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 168

46成本学派 172

47宪制经济理论 174

48激进学派 177

49制度经济学派 185

50凯恩斯学派 19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hools_of_economic_thought

http://wiki.mbalib.com/wiki/%E5%8A%9F%E5%88%A9%E4%B8%BB%E4%B9%89


1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简介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重农学派在鼎盛时期以“经济学家”称谓。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有人曾认为古尔奈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重农学派与社会制度

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


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骗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封建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



重农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一、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而由古尔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二、纯产品学说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 “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 “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三、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在分析社会财富、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



重农学派的崩溃

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








2古典经济学(Classical economics)

什么是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一般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其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斯密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


同时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17世纪下半叶产生于英、法两国。主要代表为英国的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法国的魁奈等。它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初步科学分析,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间利益对立。但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没有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

古典经济学简介

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


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了自身的矛盾。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以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些思想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



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开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结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


英国


1.威廉·配第(1623—1687年)。他出生在英国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庭,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成为医生、国会议员兼大资本家,但他关心并研究经济理论,主要经济著作有:《赋税论》、《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并使之成为“英国经济学之父”。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开创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经济学方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好比人体,工农业好比国家的血液,商业犹如血管,经济运动与人体生理活动一样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并把数字、重量、尺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从而发现了经济运行的一些本质规律,他把这门学术叫“政治算术”。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2.亚当·斯密(1723—1790年)。许多人知道亚当·斯密是从“看不见的手”这句话开始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界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萨缪尔森说:“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那年看作是现在所学的经济学的诞生之年。”《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独立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全面地考虑,很难说清楚哪一部文献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独立宣言》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呼吁,呼唤社会致力于生活、自由和快乐的追求,而《国富论》则解释了这样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从配第到斯密刚好一百年时间,其间英国经济学一直在不断发展,比较有影响的是洛克、诺思、马西、休谟、斯图亚特等。斯密正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在斯密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着眼于经济政策,不大注意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急于对市场进行干预。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场机制)。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分享斯密的一段精辟话语: “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象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这就是著名的 “看不见的手”。


当然,斯密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此,这只是他找到了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他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书名可见,它主要研究的是财富的来源和如何增加财富,找出促进和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他既否定了重商主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指出任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国富论》共五篇,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篇“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的顺序”,详细论述了分工、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第二篇“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论述了资本积累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考察了从罗马帝国到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考察了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考察了国家财政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相当于财政学。


3、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李嘉图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由于和非犹太教女子结婚,他父亲和他断绝关系。当时他仅有800英镑,12年后,他赚得了亿万家财。这时候,他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并对经济学着了迷。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他全部理论的总结,在很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也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并主要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上取得了成功。奇妙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同时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共同赞赏。尤其是马克思曾给予他高度评价说: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到此,古典经济学开始盛极而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语言表述为:“令人高兴的是,关于价值规律,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现在和将来的著作家加以说明的了。”这句话表明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到了尽头。从此,经济学的研究踏上了新的途径。


法国


1、布阿吉尔贝尓(1646 ——1714)。法国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正是柯尔培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他在担任地方法官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农村诉讼案件的审理,深深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于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其主要经济著作有《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等。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一是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时间,这是十分难得的。二是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竞争。三是特别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写到:“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一切财富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耕种者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四是提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反对积累金银财富。他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2、魁奈(1694——1774年)。非常巧合的是,与英国的配第一样,魁奈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医生,因治愈了王子的疾病有功被封为贵族,他六十多岁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主要是针对农业面临的困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然而,很快就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并形成了一个学派——重农学派,他们的理论体系强烈的影响了法国的经济政策。


魁奈经济学说中是“纯产品”理论、社会阶级结构理论、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1) “纯产品”理论。“纯产品”指农业生产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工人、农业资本家食用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实质上,这里的“纯产品”就是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同时,魁奈以为,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农业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工业部门仅仅把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即改变物质财富的外部形态,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


(2)社会阶级结构理论。他根据社会成员对生产“纯产品”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


(3)资本理论。他把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资本,并以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为标准把农业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两部分,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4)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经济表》中,是对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规律的探索,因此,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3、西斯蒙第(1773——1842年)。他原籍意大利,生于瑞士日内瓦,后移居法国,他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第一个论证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成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

3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概述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整合”

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 “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


“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离,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


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新兴古典经济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第四次“整合”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了生产和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对于这些理论,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些,这里就不多费篇幅。


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现在有很多教科书仍把这部分理论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1.萨伊(1767—1832年),法国人,他与英国的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对斯密学说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二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说,这种购买到的能支配劳动的生产物,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人应得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以利润,给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李嘉图继承了前者,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而萨伊则继承了后者,重点从交换价值即价格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了“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并提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萨伊进一步创立了“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市场理论(即在西方经济学中影响巨大的“萨伊定律”)。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给恒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恒等于他们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因此,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国民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


2.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人,牧师,后因结婚而失去神职,成为教授。人们都知道马尔萨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论学家,但其实他后来主要由人口理论转到研究经济学。这里分别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关于人口理论。可以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1, 2,4,8,……),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的体现。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抨击。中国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把马尔萨斯划入了“敌人”的阵营,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关于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尔萨斯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流传有一段故事。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当时,李嘉图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我前面已提到过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又不便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成天忧心忡忡,后来他想到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谁知马尔萨斯很快就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这时候,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一夜之间,马尔萨斯成名了,可后来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了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了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又引来一些人对马尔萨斯人品的攻击。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凯恩斯理论基础)。


3.约翰.穆勒(1806—1873年),英国人,他是西方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是综合性的折衷主义体系,其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以来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其流行时间为1848年—1890年,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定居伦敦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既没有杰出经济学观点而又不得不令人关注的人物。


1870年前后,新古典学派正式与古典经济学决裂,响亮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下面两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4.庞巴维克(1851—1914年),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故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 “边际”这个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增加的”或“额外的”的意思,比如你吃第二块面包时会得到一个与吃第一块不同的效用,这个增加的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庞巴维克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边际效用论和时差利息论。


关于边际效用论。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第二,人们对物品的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第三,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他认为人们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根据上述三个条件,他得到结论是“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数量越多,则价值越小,反之亦然。”


关于时差利息论。他这里的利息包括了资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润等,他把物品区分为“现在物品”和“将来物品”,并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由于所处时间不同,它们的价值便有差别,并且“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这一理论就是现在理财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


5.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人。马歇尔可以称得上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他在这本书中,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约翰.穆勒的学说以及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等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面介绍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


关于均衡价格论。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又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了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最后,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他还分别用曲线图予以说明。


关于分配理论。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取决于各自的均衡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归劳动、土地、资本、企业组织的所有者。

4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

奥地利学派的概述

奥地利学派是由伟大的经济学家、“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创始的经济学学派,名称的由来,乃因身为奥地利人的门格尔当年与德国历史学派的古斯塔夫·施莫勒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的著名论战中,施莫勒对门格尔经济学的蔑称而起,至于门格尔本人,则自视为古典经济学的革新者。


事实上,不但是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与19世纪以来经济学中的各流派,比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学派(洛桑学派),杰文斯的数理学派,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凯恩斯主义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些可被主流接纳的学派或可统归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边际革命”之前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始于瓦尔拉斯,杰文斯,至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第一个成熟高峰的新古典经济学模仿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并大量数学化,用研究物的运动(自然现象,简单现象)的方法研究人的行动(人类现象,复杂现象)。奥地利学派——从方法论到诸多基本观念——所走的完全是另一条道路,它坚持认为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或人类科学(即人类行为学praxeology,或the science of human action)研究的是人类的有意识(有目的)行为,而非自然界物质,因而应有其自身的方法体系,决不可以是非目的论的和实证主义的。经济学作为人类科学最发达的一个分支,其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所谓的经济行为。


此外,奥地利学派继承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强调最好的社会秩序是自发秩序,反对干预主义,从这个意义上,奥地利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真正后裔,它革新的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和概念。与之相反,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反而常和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根本立场背离,转向宏观调控和制度设计,相应的在方法上是实证主义,在技术上追求数学的计算和证明。


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下半叶一分为二,由于历史的偶然特别是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二次大战的爆发,致使奥地利学派的发展成为了潜流,其中只有哈耶克一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主流学界、英美政界乃至普通读者中拥有巨大的声望和影响,而这不一定是因为他的经济理论,他还是一位可以写出相对通俗的名著(如《通往奴役之路》)的政治哲学家。


尽管如此,推崇奥地利经济学(Austrian economics)的精英亦从未间断,历经几代学者的完善和创新,奥地利经济学已经不受国籍语种之限,特别是传播到了英语世界,比如哈耶克就曾是撒切尔主义的理论资源。奥地利经济学在今日仍然蓬勃发展,毫不意外其重镇是在美国,这主要是由哈耶克的老师、二战后被迫移居美国的米塞斯奠定的,作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伟大旗手,他也在理论上使奥地利经济学臻于成熟。不过据《理性选民的神话》的作者、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说,奥地利经济学家一般不在主流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事实上不管哪个学派,不使用数学的经济学论文已经难以发表了。当然,在Austrians看来,这是主流学界误入歧途,自己才是经得起考验的经济学正宗。


奥地利学派不能成为主流的更深刻的原因,也可能在于米塞斯的这段分析:“经济学不受人欢迎的原因是它对特权的后果的分析。人们不可能反驳经济学家的论证:一切特权都损害其它人或者至少其它大部分人的利益,那些受害者只有在政府答应也给他们特权时才会容忍它,然后,如果每个人都获得特权后,没人赚了而是所有人都赔了,因为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普遍下降。但是,经济学家的告诫却被那些清楚地知道若没有特权就不能在市场竞争中得胜的贪婪的人们视而不见。他们相信他们能够比其它人群得到更有价值的特权,或者至少能够在一定时期内阻止其它人群得到补偿性的特权。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只是企图破坏他们的计划的捣乱者。”



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论点

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

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

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

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

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


奥地利学派的成员

1871到1889年间,奥地利学派的成员,除了该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和他的两位最著名的门徒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还有9名经济学家。这些影响较小的经济学家中大部分人的生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经历同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经历如此相似,难怪他们有类似的观点了。这9人中的7人,即古斯塔夫·克鲁斯,约翰·冯·柯莫津斯基,维克多·玛塔佳,罗伯特·迈伊尔,欧根·菲力波维奇·冯·菲力普斯堡,埃米尔·萨克斯和罗伯特·祖克坎德,都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然后有几年不在大学,多在政府任职。他们每人都写过一本书,以取得在维也纳大学任职编外讲师的资格。此后虽然他们仍在政府中任职,但同时仍同一个奥地利大学(通常是维也纳大学)保持联系。他们大部分加入了《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后来他们又发表了其他一些著作,部分是为了在各自大学的提职:他们每人先被提升为副教授,后来升为正教授。下页的表列出了奥地利学派的12名早期成员中的10人的主要经历。其他两人是鲁道夫·奥斯皮茨和里查德·李宾,他们没有进维也纳大学,未得法学博士学位,末任过编外讲师或教授。他们的经历和背景截然不同。他们同已经提到过的奥地利维也纳经济学家共享维也纳学派成员的资格,仅仅是因为他们大约在同时也住在维也纳,而且对经济学感兴趣,特别是对应用边际效用思想于价值论有兴趣。


奥斯皮茨生于1837年7月7日,比门格尔早几年;李宾生于1842年10月10日,比门格尔晚几年。他们的学业不是转向法学和政治学,而是物理学,因此,当他们开始从事研究时,比其他维也纳经济学家更注重数学方法,在结束教学生涯后他们改而从商,奥斯皮茨还曾从政(进入议会)30年,他于1906年3月8日去世。李宾于1919年11月11日去世。他们都加入过《奥地利国民经济协会》。


上述9位次要作者的大量文字材料极少涉及边际效用,但他们通常又被算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这确实令人吃惊。他们中有2人根本没有谈到边际效用,其余4人谈的也很少,只有萨克斯、奥斯皮茨和李宾写过不少有关的东西。


克鲁斯和玛塔佳的著作很多,但没有一本详谈过边际效用思想。他们有权被算在维也纳学派之内,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说过什么同边际效用观点相左的东西。他们没有什么必要这样做,他们的兴趣在这个领域之外;如果在这个领域之内,他们也许会喜欢诸如劳动价值论这样相反的信念了。


克鲁斯的第一部理论著作是《企业利润理论》,它研究利润的性质、正当性和社会意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他本可说到边际效用,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只是提到门格尔的《原理》,但这同效用无关。大约同时他又发表了“卡尔·马克思”一文(载于《德国凡人传记》);一年后他将此文增订出版。他以完全同情的态度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尽管他批评马克思在讨论交换价值时没有考虑物品的有用性,尽管他援引了克尼斯和谢夫勒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但在他对马克思的有节制的修正中没有一处提到门格尔,或提出任何类似于边际效用的思想。


克鲁斯的第三本书《经济模式和经济原理》为他提供了很多机会来利用他当时(1888年)已经知晓的边际效用思想,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一般地讨论了交换和价格,他虽把门格尔同涉及于《原理》的讨论联系起来,但是,除了把交换中个人的需求以一种松散的形式同个人对物品的估价结合起来以外,他并没有更接近边际效用分析的核心。


克鲁斯后来的著述同边际效用没有任何更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威廉·韦伯的话,他说克鲁斯“受到了门格尔的影响”。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维也纳大学的课程中讲了些什么,不过,从下一章所列的课程表中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他常同门格尔、维塞尔、菲力普维奇和玛塔佳等人一起讲授《国民经济学》这门基本课程,因此他对边际效用的看法决不会与这些人相抵触。


玛塔佳的情况与克鲁斯类似。玛塔佳的第一本论利润的小书没有把自己同门格尔的观点或边际效用经济学联系起来。这本书作为“取得大学讲席资格的著作”使他得以在维也纳大学任教,后来他又转到因斯布鲁克的教席(1890-1892年)。他后来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但显然没有讲多少课。像克鲁斯一样,他的授课可使他谈及边际效用,但这只是一种猜想。他后来对广告特别感兴趣,还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书。我们也许由此推想他会讲到效用的,因为作广告必然要涉及厂商的利润,触及个人本身的效用,但这种关联没有出现。他这本身有一个范围很广的参考书目,但没有一本涉及边际效用。玛塔佳还发表了许多其他著作,并为不同杂志写了大量论文,但是没有表现出可能把他同门格尔、庞巴维克或维塞尔联系起来的任何兴趣。他的兴趣扩及迥然不同的各种事物,例如广告、零售、分期购买和保险。


迈伊尔是奥地利学派中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一人。他在有关该问题的惟一的论文中论述了西蒙·尼尔森·派顿的“消费不断变动规律”。这篇文章显示出他对边际效用思想有坚定的认识和理解,有能力用它来分析经济现象。他没有提到门格尔,但提到维塞尔、奥斯皮茨、李宾和庞巴维克。迈伊尔过去没有讲授过这方面的课题。当然,他可能在维也纳大学讲课时借用过这种思想,但没有这方面的记录保留下来。他后来的著述多半集中在公共财政方面。


对边际效用问题做过少许论述的第二位次要成员是克莫林斯基。20年间,即从他投入价值论的争论(这场争论推动门格尔开始他的著述)到他发表《孤立经济中的价值》(作为任教维也纳大学的条件)期间,克莫林斯基没有发表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位46岁的讲师为什么要转到维也纳大学,但我们知道他与边际效用经济学的发展是并步而行的。庞巴维克发现这本书(克莫林斯基题献给门格尔)完全体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精神。克莫林斯基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论据,说明价值理论只能正确地应用于可以再生产的物品和服务,而不能用于独一无二的物品。他的这个论点基于这个假定,即不能比较来自不同种类物品的满足。根据这一点,奥斯玛·斯潘把克莫林斯基列为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一位“直率的反对者”。但他决不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者,因为他再没有提出什么批评。


把自己著作的一部分用于边际效用的第三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祖克坎德,他的《价格理论,特别是该理论的发展史》中有一章是关于主观价值理论的,但本书不是对边际效用论的抗辩。祖克坎德的确显示了奥地利学派的派别精神,同赞扬主观价值的优点相比,作者更愿意维护门格尔,反对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不过这本书现在看来可以作为对作者所属的经济学家团体的一种评价,因为他的说法在当时是很好的。至少,克拉克在他对该书的评论中说过:“这本书是对奥地利新近经济家著作的一个很好的介绍”。


祖克坎德后来的著作比上述各作者的著作更经常地回到边际效用问题上。1890年他对亨利希·迪策尔对边际效用论的有力批评作了答复;他批评了威廉·斯马特的《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价值论导论》;他把边际效用思想加进他的布拉格的《国民经济学讲稿》;1910年他著文庆祝门格尔的70岁寿辰;同年他还写了“价格”一文,发表在《政治学袖珍辞典》上,其中用到了边际效用思想;从1910年到他去世(1926年),他没有再回到这个问题上。


菲力普斯堡是通常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在主观价值论上写了一些东西,但为数不多的那些奥地利经济学教授中最后的一位。1893年前他没有发表过边际效用的著述,这个时限已经超过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了。如他自己所说,他虽然从1879年到1885年一直在维也纳大学学习,但完全是在斯廷的影响之下,至于对门格尔的了解,则仅限于知道他是鲁道夫王储的家庭教师。他疏远历史学派并转向边际效用学派,是在他及时阅读了庞巴维克的《资本和资本利息》之后;这本书的第二部分于1889年问世。我们把他包括在边际效用学派之内,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德国经济学第二代最有名的一般教程,是许多德国人了解边际效用经济学的主要来源。但德国的主要评论家从未提及其中的边际效用思想。


萨克斯同奥地利学派的联系,除了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以外,比其他人都更密切。我们对他的生平知之不多,无法确定他何时熟悉门格尔《原理》,何时开始研究边际效用。他可能在1870年代初接触到门格尔的《原理》,但在此后的一个长时期并没有受到该书明显的影响。


萨克斯在到布拉格(1879年)以前的五年间的著作同门格尔的著作无关,而且具有描述的、历史的和分析的性质。他定居布拉格后五年间发表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门格尔的影响,但不是门格尔的《原理》,而是《研究》。门格尔在后面这部著作中研究的是方法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用到边际效用思想。


1887年萨克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理论原理》,该书显示出他完全接受边际效用概念,这是庞巴维克对边际效用理论表露了类似的强烈兴趣之后的一年。从这时起萨克斯明确属于边际效用学派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他走上经济学之路是在门格尔《原理》问世后16年,尽管他此前曾得益于该书。


我们应当防止按照某些经济思想史家的看法来看待萨克斯《理论原理》的中心目标。例如格雷说:“在最初的奠基者中,第四位作者〔萨克斯〕难以反驳的要求”有如下述:“国家可以取得(用于较不急切的目的)纳税人一直更有利地使用着的货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它几乎可以明显地适宜于精美的维也纳糖果。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是萨克斯《理论原理》(1887年)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把奥地利人的思想用于国家经济学,特别用来发挥了一种赋税理论”。完全正确!但是,本书一定会让那些以为萨克斯的上述著作主要研究赋税和国家问题的人大吃一惊,因为本书对边际效用的议论颇多,而关于赋税的内容极少。


萨克斯这本书的成功,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只是中等的,它没有再版,但出过意大利译本。这些情况使萨克斯感到不快,据说,他辞去布拉格大学的讲席,在48岁时隐居意大利就是因为如此。


从《理论原理》可以看出萨克斯对它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部富于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他试图从事的这个困难任务(他认为他已经胜利完成了)不仅是要提出一种政治科学理论,该理论应与门格尔的经济理论使用同一方法,处于同一水平,而且要把它同这种经济理论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科学达于完整。


尽管该书没有实现作者企望的目标,但毕竟对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个推动。他不是直接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篇研究个人和集体行为的观点,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的历史以及它们同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关系。这一篇没有触及边际效用。第二篇论述经济学家关于国家经济作用观点的理论史,与边际效用也无关。只是在长篇研讨了人类经济的各种要素(如贸易、财产、劳动分工)和对需要、物品以及劳动(我们在此开始接近门格尔、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思想园地了)的一般论述之后,即到了该书接近一半时,读者才接触到价值问题以及边际效用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问题。萨克斯称赞门格尔发现了边际效用与价值的关系,称赞维塞尔选择了“边际效用”一词。他讨论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该书后半部分首次解说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的关系,然后转向资本于成本之类的问题。该书最后谈到了赋税,这里利用了效用思想,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


萨克斯在其《理论原理》问世后再次回到边际效用问题只有两次。1889年他在一次演讲(后以《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最新发表)为名出版)中提到它。1892年他在论述累进税的一篇长文中用到过边际效用思想。


奥斯皮茨和李宾于1889年发表了《价格理论研究》。此前他们没有写过什么会使人预计到《价格理论》问世的东西。奥斯皮茨在1870年代中期以后发表的大量论述完全是关于人口问题的。而李宾显然什么也没有写。两位作者在上述著作序言中说,他们早在10年前就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但他们没有指出这兴趣从何而来,又何以保持不衰。不过我们(还是从序言中)知道他们在1888年之前已经对效用理论的文献有了了解,在这方面他们同其他经济学家是一样的。他们显然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他们是:杜能、古尔诺、杜皮特、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劳哈兹。他们既有能力阅读杜能、古尔诺、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和劳哈兹著作中的数学部分,也有这样做的意愿;他们在这方面比其他奥地利经济学家要略胜一筹。


《价格理论》一书的印刷和装桢堪称范本。它对效用理论的利用同该书的形式一样完美,就其范围和小心谨慎的程度而言,在当时经济学家(除了威斯蒂德以外)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两位作者把对以往大部分成果的完整理解、他们的数学才能、丰富的经验和才干融入了对消费经济学的精辟解说之中。本书没有受到本该受到的影响,不仅因为它所包含的数学比当时的奥地利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能够接受的要多,而且因为两位作者同维也纳大学没有联系;但该书也有些令人烦恼的缺点。


奥斯皮茨和李宾研究的起点,从他们所想的而不是书面上的东西来说,是某个特定的长时期内(一年)个人消费和生产的总体。他们提出下述整体函数作为这种关系的最一般的表述:z=φ(va,ea,ga,fa,sa,tgξa;vb,eb,gb,fb,sb,tgξb,……vn,en,gn,fn,sn,tgξn;μ)。在这个公式中,某人的年满足(z)取决于经济中n个物品的6个方面的因素和货币量μ,这6个方面的因素是:每个物品tgξ的预期价格,某人所消费的每种物品量v,所生产的物品量e;物品的三种不同的非消费用途(g,f,s)。这个长长的公式把消费或生产中每一种满足都包括在一起。其概括性超过了前后出现的所有表现边际效用关系的图式,但其缺点也正在于它囊括太多。奥斯皮茨和李宾开始讨论效用问题时,他们当然只谈从其基本函数引出来的比较简单的函数。


他们一开始描述了一种集体的总效用曲线,然后转向个人曲线以及将个人曲线合成集体曲线的方法。集体曲线和个人曲线一样,从原点开始升到顶点,然后接近于一种垂直渐进线。这种曲线所反映的显然是由于某特定物品的各种使用而带来的(z)量(在其基本函数中)的增加,假定价格(不是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个人的需求不变。同个人效用曲线一样,集体曲线依年消费而言也不变。我们还可以指出,与大多数效用曲线不同,所说的物品既可被消费,也可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作者用刚够补偿某人提供一定量物品所受损失的货币量来衡量效用。这个集体曲线还被用来(同相称的集体总成本函数一起)决定物品价格和消费者租金的数量。


接下去的一节是讨论效用曲线随着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动的方式。每当任何其他条件(除了所谈的物品)发生变动时,生活方式就会变化,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含糊和令人吃惊的概念。下图表示一个物品对各种不同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所有总效用曲线。


最外层的曲线测定最大效用,即某人在对他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做了必要调整时所获得的效用。除了奥斯皮茨和李宾以外,谁也没有提出这种性质的与效用有关的曲线,尽管类似的与生产有关的曲线已有广泛的应用(奥斯皮茨和李宾也利用这种曲线,他们称其为“计划曲线”)。


奥斯皮茨和李宾还提出了“生活满足曲线”。这种享乐曲线不同于效用曲线之处仅在于,对某物品的零点消费来说,享乐不是零,而等于某种总的满足,它是指某消费者一年间没有这种物品可供消费时的满足。换句话说,“生活满足曲线”所表示的是某人的总满足,而不是限于来自所考察的那种物品。享乐加最初的满足等于效用。他们对影响“生活满足曲线”的各种因素作了详细的考察。


我们可能以为这本书会使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感到高兴,至少瓦尔拉斯会这样(该书多处使用的数学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但对维也纳学派的更注重文字表述的成员来说就比较费解了),他也许会承认本书的价值,感谢本书对他的支持,这特别是因为该书高度赞扬产他,而且部分地利用了他的一般均衡方法。但这种期望落空了。不仅边际效用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它没有表现出任何热情,而且瓦尔拉斯还对之作了不利的评论。瓦尔拉斯显然没有通读全书,充其量读了第1章,而且在对这一章的评论中,他只限于指出有6处数字上的错误,对该章无一字赞扬。在效用问题上,瓦尔拉斯责备奥斯皮茨和李宾陷进了他在《纲要》中责备杜皮特所犯的同一错误,即混同了需求曲线和效用曲线。在答复瓦尔拉斯的批评时,奥斯皮茨和李宾指出,他们假定个人对货币(或尺度)的估价是不变的,其他物品的价格也不变,在这种场合,按照瓦尔拉斯的假定,效用曲线和需求曲线是吻合的。奥斯皮茨和李宾认为,瓦尔拉斯得出他的结论,只是因为他所利用的是一种具有单一论据(该物品的量)的效用曲线,而他们所用的效用函数却包含着(如上所述)所有物品和尺度的数量。


帕累托和欧文·费雪感到了奥斯皮茨和李宾的影响。帕累托加入了瓦尔拉斯和上述两位奥地利人的争论。他在他的重要连载文章(总标题是“纯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考察”)的开头还提到了《价格理论》,他指出该书显示出“经济数学理论在价格理论研究中具有实际的意义。”


路易士·苏里于1914年将《价格理论》译成法文出版。费雪对该法文译本写了惟一的美国人的评论,他对“这本富有独创精神的著作深表谢意,事实上,正是这本书促使他开始进行认真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费雪此前在他自己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数学研究》的序言中就已多次表露了同样的心情。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两本书是: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奥斯皮茨和李宾的《价格理论研究》。”


《价格理论研究》后来还得到了一些高度赞扬。熊彼得说:“甚至在今天,它对大学生也是一笔思想和启示的财富,不过迄今只被部分地利用过。”哈奇苏作了类似评价,他说:“在我们时代,没有那部著作(甚至马歇尔和帕累托的著作也没有)对个人消费和厂商的纯粹分析以及对澄清基本假定作出了如此大量精确和独创性贡献。”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

自由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流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货币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的区别在于,货币主义认为,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政府应该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介入市场,当然,政策何时介入、怎样介入就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的事情了。奥地利学派则比较少地考虑货币问题,而是强调导致萧条的诱因,试图按照因果关系,把导致萧条的因素从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分离出来。并且,他们坚定地认为,只有千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和责任伦理,可以解决经济生活的一切困境,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主义。显然,货币主义能够充分肯定政客和经济学家的存在价值,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政府和经济学家可做的事情并不多。

5奥地利经济学派

什么是奥地利经济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柏姆·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



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背景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队伍中迅速传播,而为资本家辩护的种种经济学说,诸如成本论、效用论、节欲论等等都纷纷破产。奥地利学派以主观唯心精神来“改造”传统经济学以便对付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

主要代表作: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柏姆-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此外,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奥地利经济学派研究内容

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例如一杯水对井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产生了价值。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柏姆·巴维克则以现在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缺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抹煞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

6新奥地利经济学派(The new Austria School of Economics)

什么是新奥地利经济学派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是二十世纪30年代以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作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推祟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哈耶克、梅耶、斯特里格、哈伯勒、摩尔根斯坦等。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活动中心最初设在维也纳大学,故此得名。



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

新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行为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认为,古典的价值理论过于狭窄,因为它们只注意对利润的分析。因此,主张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改造成行为选择理论,使经济学变成一门行为科学。那么经济学就要研究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它的陈述和命题是演绎形式的,不依赖于实践的和历史的理论。在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中,对策是一般的行为方式,赢者获得利润,输者陷于贫困。一个人在博弈中得到的好处等于他人的损失。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寡头垄断者的行为有一定的帮助。


(2)效用理论


在行为理论的指导下,新奥地利学派试图修补奥地利学派的基数效用论。承认效用是不能衡量的,然后利用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来解释效用。他们认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其目的的实现是通过交换来进行的。交换就是以比较不满足的状态去换取较满足的状态,为了得到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如果交换的结果是前者大于后者,那么经济当事人便在交换中获得好处。当经济当事人停止这种交换时,经济当事人的效用满足便达到了最优。


(3)货币经济周期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


(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奥地利学派竭力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该学派认为,当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所造成的。根据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周期。同时,由于政府的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使得市场信号不能传到消费者那里,形成失业。既然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是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来干预经济的结果,所以医治滞涨的手段就是要放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恢复自由银行制度。


(5)反对社会主义


新奥地利学派否定社会主义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并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人性的奴役。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资源配置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经济行为之上,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由国家所控制,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的机制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利润的动机,有的只是官僚控制,结果必然是资源的浪费。因此,社会主义被合理经济制度所抛弃。

7边际效用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


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

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

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

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


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

边际效用学派在十九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


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


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


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机械总和,认为孤独的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他们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


这样,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所支配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



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主张

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边际效用价值论起初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以后被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企图切断商品价值同劳动的联系,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


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



边际效用学派的影响

边际效用学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了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


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了。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所谓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著作中都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双方围绕“资本问题”展开的论战,是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的一些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对“边际生产力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8德国历史学派(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什么是德国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F·李斯特。此后W.罗雪尔将以 F.K.von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B·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K.G.A.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 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M·韦贝尔(1864~1920)和W·桑巴特。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


旧历史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罗雪尔


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的宣言”。他提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不是单纯的“货殖术”。他不主张树立什么经济理想,而主张研究国民经济的性质和需求、满足国民经济任务的法律措施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效果。他称这种方法是国民经济的历史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他认为人类的经济动机,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国民经济的自然法则,这和后来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处,但他本人对自然法则究竟是什么,也并不明确。他的主要著作《国民经济学体系》(5卷,1854~1894),成为德国大学的教科书和文官考试的参考书,广为普及,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反对工人运动进行辩护。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教授形态”。


希尔德布兰德


183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哲学、历史和语言学。1836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讲师,1839年任教授,1841年转到马尔堡大学任国家学教授。 1844~1845年任该校校长。1846年因在伦敦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活动,被免去职务。在三月革命期中一度任议会议员,以后亡命瑞士在苏黎世等地大学任教。1862年和J.康拉德教授(1839~1915)一起创办《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他本是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和罗雪尔一样也是从历史国家学的基础,进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但他未能完成他自己的在经济学方面独自的体系和方法。他平生关心国家的行政和政治,曾从事铁路建设事业,成立“储蓄银行”以及“寡妇年金金库”,设立统计局等。1848年他出版了《现在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学》(第一卷),从对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开始研究 “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学”,表明了他既不同于古典学派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立场。该书序言说要将经济学改造成为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使经济学对国民经济生活的认识,要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他的186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的当前任务》,叙述了他的方法。但是,他的历史语言学派和罗雪尔的历史法学派都是 19世纪中叶反启蒙思想,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思潮,它们强调民族固有的所谓“民族精神”。


希尔德布兰德介绍过恩格斯和P.-J.蒲鲁东的学说,他认为妨害普鲁士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和发展的原因,以及福利的最大障碍,显然是由于“贫困”。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国民生活的经济方面”来解决“贫困”问题。他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他企图借“信用”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贫困,他把信用经济阶段理想化,看成为道德的平等的世界。他认为贫困者可以借助“信用”的力量而获得资本,从而解决贫困这个社会问题。


克尼斯


克尼斯生于德意志黑森的马尔堡,曾学习神学和国家学。1846年任马尔堡大学讲师。1855年任弗赖堡大学国家学教授。1861~1865年在巴登国会任大学选举的议员。1865~1896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他批判斯密的理论是一种 “世界主义”、“永恒主义”、“理论的绝对主义”,忽视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差异。他称自己的经济学是“相对性原理”,也就是研究国民经济生活发展,是经济学的特殊课题。他不同意李斯特、罗雪尔和希尔德布兰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和假设,而强调必须通过类比,去探索国民经济现象的规律性。他反对用单一的公式来规定经济生活发展的因果关系,认为各国国民经济不存在共同的发展规律,而各自有它的特殊的具体的发展进程。他认为,这种经济学只与人类的或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某个时代有着有机的联系。它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等条件的制约下产生,同时又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学要从历史的生活中探求其理论基础,它的结论只有用历史的方法来引导解决,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不外是历史表现的说明和真理进化的表现。经济学理论的“绝对主义”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因为它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不能将某一时代的经济理论看作是完整无缺的,是最后的东西。


他强调研究经济现象、经济生活必须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而不能采取孤立的抽象法。他特别强调历史的统计的考察,主张归纳法才是经济学的方法。他认为经济学既不是精神科学,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以第三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克尼斯是路德派的新教徒,他的历史方法以精神因素为动力,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他是新历史学派伦理主义的先驱,其货币理论属于金属主义。





新历史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产业资本壮大,日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开始显露。1873年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没落,工人阶级失业和贫困,社会问题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工人运动。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缓和阶级矛盾,新历史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的遗产,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节约,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世界主义”、“经济人”的利己心的理论前提,以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经济学家一般都属于新历史学派,也被称做“讲坛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塔诺之外,还有A.黑尔德(1844~1880)、G.F.克纳普(1842~1926)和K.比歇尔(1847~1930)等。


瓦格纳


生于德国的埃朗根。1853~1857年在格丁根及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和国家学。1858年任维也纳商学院教授,1863年转任汉堡大学教授,1868 年转弗赖堡大学、1870年转柏林大学任教授,讲授财政学、经济学和统计学。初期受英国古典学派影响,主张自由主义,以后参加了社会政策学会,支持 O.von俾斯麦(1815~1898)的政策,并组织基督教社会党,既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倡J.K.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和F.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他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财政学体系中。在1872年出版的《租税纲领》中,他宣称其租税纲领是他整个社会改良纲领的最本质的实践纲领。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读本》(1876),《财政学》(1877~1901),《政治经济学原理》(1892~1894),《社会政策思潮与讲坛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1912)等。


瓦格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类组织:①营利性经济组织;②慈善性经济组织;③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其中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位于个别经济组织之上,它必须保障历史所赋予国家的历史任务得以完成。他认为国家经费是生产性的,它将转移到国民每年生产的总值中。他提出累进税制,主张“国家经费膨胀的法则”。他强调国家救助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支柱。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排除工人阶级的参加,主张“先上层,后下层”,认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受益者。他认为社会政策只不过是消除分配中的弊害。他不承认自己仅仅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而自认为是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门徒,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布伦塔诺


一般称他为新历史学派左派或自由派。他曾就学于都柏林、慕尼黑、格丁根、海德堡和柏林大学。1871~1872年发表了《现代工会》。1872年参加筹备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1872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副教授,188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1889年转至莱比锡大学,1891年又转到慕尼黑大学任教授,讲授经济学、经济史及财政学,直至退休。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历史中的经济人》(1923)、《英国经济发展史》(3卷,1927~1929)、《劳动时间、工资与生产的关系》(1876)等。


布伦塔诺的根本立场是主张工人阶级的团结自由。他承认劳动力在现代科学中是商品,有它的时代的特殊意义,工会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工人从不幸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保障最低生活费用的工资水平。他反对“工资基金说”,认为工资的源泉不在于企业家的流动资本,而完全在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他认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绝不影响工效,反而可以促进企业家采用机器,工资最高的工人反而会成为最廉价的工人。他反对政府的强制保险,主张工人自己管理失业保险。在农业和商业政策方面,他主张自由主义,土地可以自由处理。他和瓦格纳不同,他主张由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改良。


布伦塔诺认为工会的要求构成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不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获得了进步,市民获得了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身自由,有了人格的尊严和保障。他虽然也承认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不利之处,不出卖则不能生存,但是他主张工会的任务在于使“劳动力”这种商品获得有利的出售条件。他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主张工会是革命的团体,不提倡消灭阶级的剥削和差别,始终停留在“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始终没有摆脱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影响和从个人主义利己心出发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


施穆勒


新历史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和瓦格纳、布伦塔诺不同,要求中间阶层,即处于大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小企业、中小商人、自耕农保持独立自主的稳定地位。施穆勒的“中派”或“保守派”的立场以及他的妥协折衷主义的性格,极为鲜明,最后终于投降到俾斯麦的反动统治的一边。他要维护的“中间阶层”,以后发展为由近代大工业的发达所产生的新型的熟练工人、经营辅助人员、经理及工头、职员、白领阶层、公务人员等,他认为要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必须维护这个中间阶层。他所主张的社会改良,主体力量是有机体的国家、道德的国家、“社会的君主制”的普鲁士国王、有能力的公正的官吏,还有所谓“贫者之君王”。施穆勒始终一贯地“站在中间”,“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的社会改良的方法论。他和瓦格纳不同,瓦格纳站在封建容克与俾斯麦一边,与新兴产业资本家斗争,而施穆勒则与资本家妥协,忠于普鲁士王朝,对封建容克持批判态度。



德国历史学派的解体及其影响

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所谓“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无数的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去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即是韦贝尔所提出的“价值的自由性”。他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认为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


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贝尔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年)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

9弗莱堡学派(The Freiburg School )

弗莱堡学派的概述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有两个“奇迹”,就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这是耐人寻味的。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又名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是在20-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


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

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


此学派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国家采取措施,实行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动恢复均衡的机制,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保障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想体制。因其反对国家干预或过多干预经济,一般被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右派”。


代表人物主要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汉斯·格罗斯曼、卢茨、艾哈德、罗布凯等。



弗莱堡学派的定义特点

联邦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点:


1、既反对经济上的放任自由,又主张国家要尽量少地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


2、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对资本的某些权利予以限制,让公众得到好处;


3、实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亚当·斯密主张放任自流,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显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两者即相似又有区别。这主要根源于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戈罗斯凯特勒给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以下的定义:


“弗莱堡学派或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另一名称,‘奥尔多’是德文‘秩序’的音译)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集团,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中心,研究应该如何安排一个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问题。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并致力于形成一种构成一个整体而又由某些原则所指导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奥尔多型思想引起的结果,是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戈罗斯凯特勒:《论经济秩序的设计:弗莱堡学派的贡献》)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弗莱堡学派的三个基本特征:


1、这个学派的成员是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首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2、这个学派的研究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问题,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而这个秩序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涉及经济学和法学两个不同的领域。


3、这个学派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并根据这个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是用来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就是依靠法治与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并保障完全竞争。



弗莱堡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其成员都是其领袖欧肯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同事和学生,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都以欧肯的学说为基础,围绕着经济秩序这个中心,用欧肯开创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其成果互为补充,并为欧肯的学说提供例证。法学家伯姆是弗莱堡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从事反论断的研究,通过法律内的各种观念的推导和阐发,最终也得出了秩序的观念。


广义上,还有一些独立从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与弗莱堡大学没有学术联系,也不曾参加弗莱堡学派的学术活动。但是,他们得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弗莱堡学派相似,所以被认为是广义上的弗莱堡学派的成员。在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艾哈德。他领导了德国“二战”后的经济体制该改革和经济重建,是弗莱堡学派的理论的最主要的实践者。


“一战”后,德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年追随历史学派的欧肯看到了历史学派不仅无力解决这场通货膨胀,而他们错误的理论使得通货膨胀更厉害。于是,他用边际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在1923年出版了《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一书。这标志着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和弗莱堡学派开始形成。因为在此书中,他用“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代替历史学派的方法,他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社会秩序观,他从货币制度开始研究秩序观念,他的货币政策主张是维护货币制度的经济秩序。


从1924~1929年,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相对稳定。欧肯于此时研究的战争赔款的问题,并与反自由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捍卫自由主义。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基调——维护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伯姆等从法律的角度从事论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反垄断的经济法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弗莱堡学派经济秩序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弗莱堡学派的酝酿完成。欧肯在运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念:秩序。


1934年,欧肯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在该书中欧肯形成了他的“经济秩序的纯粹形态”学说和一理论分析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同时初步阐述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关系。这为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也在同一时期,伯姆等法学家纷纷加入弗莱堡大学,欧肯也培养出一批接受他思想的学生。于是,弗莱堡学派形成的条件也成熟了。


从1931年1月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到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纳粹统治结束这段时期,正式弗莱堡学派的形成时期。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纳粹的统治在使德国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德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利用学术研究来反抗纳粹统治。这也正是弗莱堡学派的可贵之处。


1933年前后,伯姆和格劳斯曼·道艾尔来到弗莱堡大学任教。他们和欧肯一样认识到经济秩序的重要。于是,三人开始合作编辑“经济秩序”丛书。这标志着弗莱堡学派的正式形成,他们三人被认为是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和欧肯的学生们从各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或经济法领域以理性主义的方法展开研究。他们反对历史必然的宿命观,主张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去积极干预社会经济过程,以建立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经济秩序。


而欧肯本人在此时则忙与《国民经济学基础》的写作,研究经济学方法问题。他坚信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运用边际主义理论来分析经济现实是正确的方法。弗莱堡学派的政策目标是实现边际主义所描述的完全竞争。而普遍实现完全竞争的必要性,又是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论证的。此书的意义在于:


第一,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即从简单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经济秩序的形式,在根据这些形式提炼出边际主义的理论,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去,就可以认识经济现实。这样,他就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对现象的描述与罗列,完全决裂,创立起把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弗莱堡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确立了边际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澄清了当时德国经济学界对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当时,在纳粹的统治下,经济被集中管理,经济过程由国家决定,使人们感到只有从政治的角度才能理解经济现实,边际主义被认为是“苍白的抽象演绎”。为此,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放弃了理论研究,纷纷转向历史学派。现实需要证明经济理论对认识经济现实的作用。


第三,全面论述了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点——形态学体系,并通过这一概念把经济秩序与边际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四,由形态学体系引出对交换经济和集中管理经济的分析。这就成为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秩序”和和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的基础。


《国民经济学基础》在4年中出了4版,受到德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这本书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其出版标志着弗莱堡学派已经完全形成,它是弗莱堡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


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弗莱堡学派以合法的方式,打着为纳粹政策出谋划策的旗号,暗中筹划反纳粹的的经济政策。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这些暗中制定的经济纲领对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弗莱堡学派同纳粹的斗争,标志着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上的成熟。在纪念发法西斯胜利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漏掉了这些不曾上战场、不曾放过一枪一炮的学术工作者们。


战后,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以经济政策学说为中心来发展自己的思想,为战后的德国复兴尽心尽力。1948年,弗莱堡学派出版了宣传自己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机关刊物《奥尔多》年鉴。1948年以前,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求实行竞争的市场经济;1952年后则是经济垄断问题。他们的中心是要建立靠国家来保障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确立“竞争秩序”。欧肯认为,只有价格机制才能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国家的权力加强,将会破坏个人自由,无以实现公正;但市场也自己的弊端,如果没有国家的监管,最终只会出现垄断,同样破坏自由、竞争。弗莱堡学派的成员就是围绕这思想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与宣传,有力地支持了艾哈德的新自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德国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联邦德国在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支持下,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美国的物资援助,迅速复兴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弗莱堡学派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1950年3月,欧肯在伦敦因感染流行性感冒逝世。同年8月,弗莱堡学派的最具活动能力的成员——米克施也离世,剩下的人也廉颇老矣。弗莱堡学派开始走向衰落。1952年,欧肯夫人与欧肯的学生恩塞尔根据欧肯的遗稿编辑出版了《经济政策原理》。这本书系统阐述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的思想,即构成经济秩序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这是弗莱堡学派的经典之作。



弗莱堡学派的货币金融学说

一、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弗莱堡学派认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国社会经济形式可以抽象地归结为两类:


一类是自由市场经济,即彻底自由放任和完全价格调节的经济模式;


另一类是集中管理经济,即在政府统一计划和有力控制下的经济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模式。弗莱堡学派认为应该在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和严格的政府管制之间寻找一条理想和完善的中间道路,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吸收集中管理的理想成份所构成的。在微观上,应广泛发挥市场机制的效能,在宏观上,则要保护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以防止社会动荡和混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指在国家保护和维持的社会经济秩序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全部有效机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与个人自由达到完全协调一致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

1.保护自由竞争,发展私有制;


2.发挥企业家作用,实行经济人道主义;


3.政府适当干预,维持经济秩序;


4.借助国家力量,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化”。


三.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下的融资活动

弗莱堡学派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筹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第一,通过自由市场筹集资金;


第二,通过提高物价的办法筹集资金;


第三,政府通过增发货币和增加税收的办法筹集资金。


弗莱堡学派认为,上述三种方法相比,后面两种都是不可取的,理想的办法应该是通过自由资本市场筹资。在自由资本市场上筹资主要采用银行信贷融资和发行有价证券融资两种方式,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银行信贷是较为有利的融资方式。他们认为,证券融资主要有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二种形式,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发行人民股票是最优的筹资形式。


四.货币供应的原则

1.货币供应的总原则


弗莱堡学派认为,货币供应的总原则应该是保证币值稳定。他们认为,稳定货币主要是指稳定币值,因为只有稳定币值才能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因此稳定币值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条件。保证币值稳定实际也就是保证货币供应量与实际需要量相一致。


2.货币供应的具体原则


第一,货币供应与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


第二,保持商品追逐货币的局面。


五.货币供应的层次与控制指标

弗莱堡学派认为,要对货币供应进行有效的控制,应该科学地对货币供应区分层次。他们把货币供应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M1=现金+国内银行机构的活期存款;


M2=M1+四年以下国内银行机构的定期存款;


M3=M2+提前三个月通知可提取的国内储蓄银行的存款。


他们把M1和M2称狭义货币,把M3称作广义货币,认为M1和M2这两个层次的货币在短期内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常处于强烈的波动之中,而这种波动是中央银行难以控制的,因此,M1和M2不宜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指标。相比之下,由于广义货币M3在短期内比M1、M2更具有稳定性,覆盖面也广,又与整体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采用M3作为货币供应的控制指标。


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弗莱堡学派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在不断发展的,货币供应不可能一成不变,要使货币供应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必须确定恰当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在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时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


1.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是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弗莱堡学派认为,货币供应应该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也应当按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为主要依据来确定,而不是按已实现的或当年可能的经济增长率来确定。潜在社会生产能力是指应该生产出多少,是人们在规范经济学范畴下所作的最优选择,所以,当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必须与该年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相同步,才能保证该年度的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由于资源的稳定性,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它受各方面的干扰较小,因此,根据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来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就能够保持货币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2.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紧缩)率是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主要限定因素


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因素是中央银行为了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所必需的。他们认为,由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外向性,德国马克又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储备货币,所以国际经济形势和汇率的波动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可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波动,所以精确地、机械地按潜在生产能力增长来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就难以抵御和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央银行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特定时期和特殊情况下,可以在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时加上一个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但是中央银行所加入的通货膨胀(紧缩)率必须限定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即具有可承受性。这种可承受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的特点,一是水平低,一般在5%以下;二是时间短,一般在2—3年之内。这种人为加入的通货膨胀或紧缩因素在中期内就能被经济吸收和消化掉,不致于引起长期物价上涨。为了克服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往往在经济衰退时期略高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又略低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其目的旨在同时兼顾保证币值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七.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区间论

所谓“区间论”,是指把货币供应增长率从一个具体数值变为一个特定范围。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受技术上所能达到的精确度所限,货币供应增长率本身就不是一个精确的值。为了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提供一个“缓冲”的余地,也为了减轻确定货币供应量中的技术性困难,划定1-3%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区间是必要的和合适的。从1979年开始,中央银行以这个理论为指导,采用了货币增长率的区间指标。


八.货币政策的目标和中介指标

1.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作为保卫货币的职能机关,必须把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从根本上说,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货币稳定。因为自由价格的形成和有效的竞争、企业家的正常活动和经济人道主义的实施,都是以货币的稳定为基本条件的。如果货币不稳,例如出现通货膨胀,就会使币值下跌,造成物价普遍上涨,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干扰了市场信号,妨碍自由价格的形成和有效竞争;因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企业家经营活动的良好环境;因降低了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引起劳资双方的各种摩擦,动摇了原有的社会伙伴关系;因减少了人们的实际收益,使人们对货币的价值失去信心,造成储蓄下降,危及资金的积累。这一切都是从根本上危害了社会市场经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弗莱堡学派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有多个目标,例如发展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以稳定货币为主。只有稳定货币,才能稳定经济,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保持正常的秩序;才能保障其他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目标鼎力相助。因此保卫货币,稳定币值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和首要目标。当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目标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或稳定货币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中央银行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可见,弗莱堡学派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主张与货币供应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2.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弗莱堡学派认为,要实现稳定货币这个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还需要正确确定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来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们不同意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其理由是,利率或汇率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因素,有经济的也有非经济的因素,它们之中有许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如果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中央银行的政策效果会很不理想。


他们认为,稳定货币的核心是稳定币值,而币值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只有控制货币供应量才能比较直接而有效地达到稳定货币的目的。他们主张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操作指标。他们认为中央银行货币量既能反映总体经济中货币供应的状况,又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所以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是合适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货币量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数,其变动量是以增长率来表示的,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盯住的是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以非银行部门持有的现金加上按不变准备金率计算的银行部门最低法定准备金总额表示的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


九.货币目标公布制

所谓“货币目标公布制”,是指中央银行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公众公布下一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指标,作为下一年度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准绳。自1974年起,前西德中央银行一直实行这种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弗莱堡学派对实行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优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们认为,实行货币目标公布制,尤其是严格地按公布的控制指标供应货币,是稳定货币,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货币目标公布制的好处在于:


第一,可以表明中央银行防止通货膨胀的坚定决心;


第二,提前公布既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指标,可以消除雇主和工会对通货膨胀的不当预期,有效地防止工资——物价追逐所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还能减少劳资双方因对物价上涨不同预期引起的摩擦和争执,有利于巩固社会伙伴关系。如果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目标公布制中,能够加强与雇主、工会的沟通,还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和合作;


第三,有利于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


第四,为各经济单位安排下一年度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第五,把中央银行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十.金融体制与金融控制的关系

弗莱堡学派把一个国家金融业的结构和制度称之为金融体制,具体包括两大体系:


一是由不同功能的各种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


二是由各种金融法令和规章制度组成的法规体系。


金融控制是中央银行依照各种法规,按货币政策的要求运用多种方法,对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进行引导、调节、限制和管理的总称。他们认为,金融体制和金融控制之间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


1.金融体制是金融控制的基础;


2.金融控制是维护金融体制的保证。


十一.金融体制的构成

德国的金融体制主要由金融体系和法规体系构成。


1.金融体系


德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全能的银行系统和银行监督局构成。


2.金融法规体系


前西德确立了庞大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信用业法》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此外,还有众多的专门法规。除金融法规以外,对于银行业务活动还要求遵守其他的相关法律,如《商业交易法》、《股份公司法》等等。


十二.金融控制的重点和手段

1.金融控制的重点


弗莱堡学派认为,金融控制的主要和首要任务是贯彻货币政策,实现公布的货币供应目标,稳定和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货币环境。因此,金融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货币供应上,包括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额。由于以中央银行货币量表示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变化牵制着信贷总额,所以,金融控制的关键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


怎样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实现货币长期稳定的目标呢?弗莱堡学派者认为,除了按照潜在社会生产能力增长率和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紧缩)率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以外,还应该将货币供应增长率按时间长度制订出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是指五年内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短期目标是指年度货币供应增长率。为了既能适应经济需要,又能保证货币稳定,他们提出控制中期目标更为重要。而短期目标根据每年不同情况,制定的年度货币供应增长率区间,可以允许有一定幅度的小波动,个别年份可以略高一些,个别年份可以略低一些,不必强求均等,但是五年内决不能突破既定的中期目标。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被认为是德国中央银行稳定货币供应的一条经验。


2.金融控制的手段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其经营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进行的,中央银行无权直接干预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经营决策,而只能在法律的保护下,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达到预定的目标。


他们认为,由于货币数量和信贷总额形成的渠道不同,运动轨迹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因此金融控制也应该分层次进行,通过间接控制信贷总额实现既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目标。这种间接控制的手段主要是:


第一,利率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三种利率:


(1)再贴现率,即中央银行给予金融机构再贴现的利率。


(2)短期放款利率,即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指定证券为担保的短期贷款利率,称作“伦巴德业务”。


(3)证券回购协议利率,即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与各金融机构签订证券回购协议时的利率。


这三种利率都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变动它们就可以间接影响社会的信贷总额,进而控制货币量。


第二,流动性政策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有:


(1)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制约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


(2)通过改变再贴现的最高限额,限制银行贴现贷款的业务。


(3)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比率,调节信贷规模,进而控制货币数量。

10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概述

法国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产生于17世纪下半期,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有P.布阿吉尔贝尔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F.魁奈、A.R.J.杜尔哥以及西斯蒙第。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完成。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进步的学派。它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点

英国和法国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于这两个国家。但在17和18世纪,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加之其他一些差别,使两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①法国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是在激烈的反封建政治斗争中进行的。17世纪下半期,由于封建的沉重剥削和压迫以及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的经济财政濒临破产的局面。由于当时法国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是挽救国民经济的危机,因此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国民经济的活动规律以及克服国民经济危机的方针政策,他们研究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而魁奈的《经济表》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最早的一个模式。②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英国。在17~18世纪,封建经济仍然居支配地位,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由于土地分配有利于农民,所以独立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全国居民中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这种状况使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为止都带有极为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③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所以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工业、对外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重要理论问题诸如商品价值、工资、利润、利息等的研究不够,甚至没有涉及。他们所着重研究的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地位。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内容

尽管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基本问题不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充分,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也代表了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商业资本的各种垄断,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在具体理论研究上,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有超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面。例如,魁奈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等。


布阿吉尔贝尔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揭露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抨击法国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与政策,对法国农民的困苦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


布阿吉尔贝尔是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货币不是财富,只是为便利流通的交换手段。货币可以不用金银来充当。在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也可以用纸币来代替。真正的财富是土地的产物。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农业是社会各部门的基础。


布阿吉尔贝尔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奠基人之一。马克思认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页)。布阿吉尔贝尔继W.配第之后,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实际上把商品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


布阿吉尔贝尔是自由竞争的早期的热烈拥护者。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破坏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其结果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布阿吉尔贝尔承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然而他又认为货币破坏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行。他的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幻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观点。


魁奈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1756年和1757年,他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了《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两篇文章,阐述法国农业衰落,农产品价格低和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1758年,他仿照人体血液循环的情况说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他的经济理论受到社会的注意,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其中著名的有V.R.米拉波侯爵(1715~1789)、P.S. 杜邦·德·奈穆尔(1739~1817)、P.P.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1720~1793)等人。他们自称为“经济学家”,形成为一个学派。他们不但是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共同认识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定期集会,讨论他们即将发表的论文,创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们对重农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重农学派创立了自然秩序的理论。自然秩序是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重农主义一词的原文是由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词构成。杜邦·德·奈穆尔在给他们的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它为“自然秩序的科学”。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是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影响之下形成的。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最合理和自然的,它是超越社会现象而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如果顺着自然秩序行事,社会便处于健康状态,如违反自然秩序,社会便处于疾病状态,社会便要蒙受其害。实际上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他们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基本的自然权利。为了实现这种自然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经济生活不要加以干预,而要实行自由放任。这充分表现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阶级性质。重农学派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促进了经济科学的发展。但他们的自然秩序带有封建外观。他们把自然秩序看作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安排的秩序,认为只有强而有力的开明君主才可以充当社会良医。当社会处于健康状态时,“开明君主”把自然秩序的概念灌输给人们;当社会处于病态时,他进行医治,使社会回到自然秩序上来。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社会财富。魁奈区别了财富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他认为,工业并没有使财富增加,只是把各种生产资料耗费和劳动耗费相加,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使用价值,使财富扩大,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只有农业才创造出新的财富。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补偿种子以及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的生活资料的耗费之外,还有余额。重农学派称这种余额为“纯产品”。他们认为,在农业生产中,“自然”参加了工作,其他经济部门中“自然”不参加工作。在农业中,“自然”虽然参加工作而不要求任何补偿,所以“纯产品”是“自然赐予”人类的。重农学派的纯产品学说,把经济分析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直接从生产领域分析“纯产品”的生产,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魁奈把“纯产品”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者所创造,只有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他的纯产品学说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萌芽。但魁奈只从使用价值角度把握农业中产生了“纯产品”,只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即地租,还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重农学派以纯产品学说为基础,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即从生产阶级那里取得“纯产品”的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虽然重农学派对社会阶级结构分析有严重错误,但他们是最早把社会分为阶级,并试图以此分析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家。


魁奈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指出:在魁奈《经济表》中,“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同前,第24卷,第398页),从而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作了最初的科学说明。


杜尔哥


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在杜尔哥的著作中得到最高的发展。杜尔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更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把魁奈所称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内部又再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杜尔哥认为,资本家是通过垫支资本,使用别人的劳动而取得利润。他还正确认识到雇佣工人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时候产生的。工人因失去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工资只限于维持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杜尔哥虽然仍认为“纯产品”是“自然的赐予”,但他强调这是土地对于农业劳动者的赐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超过他的劳动工资。他更明确地说明了“纯产品”是由农业雇佣劳动者所创造而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从而比魁奈更为正确地理解到剩余价值的问题。


西斯蒙第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矛盾,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财富,而无视人的享受,认为政治经济学应把人们的物质福利作为研究对象。他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竞争导致私人利益增加而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使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掠夺。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批判。他揭露资本家的利润是对工人的掠夺。这种掠夺使社会阶级两极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用机器,导致工资下降,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但西斯蒙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而只从分配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 。   西斯蒙第的主要功绩在于论证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由收入不足导致的消费不足,从而使产品不能得到实现,发生经济危机。但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结果。


作为当时法国小生产者的代表,西斯蒙第幻想采用宗法和行会原则组织社会,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他赞颂宗法式农民,美化手工业者社会。他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

11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

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也称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

供给学派理论概述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供给学派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该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芒德尔的论点引起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罗伯茨为他拟定减税提案,聘请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


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肯普也在国会内外竭力鼓吹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977年 ,肯普与参议员罗斯联名提出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


在学派形成过程中,有些倡导者如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一些论点和政策上同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人的意见差异很大。因为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的观点比较温和,持折衷论,西方经济学界称他们为温和派,称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为激进派。但后者则自称是供给学派正统派,西方各界通常也把后者作为供给学派的代表。



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


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萨伊定律完全正确,凯恩斯定律却是错误的。


吉尔德坚持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拉弗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 ,他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供给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


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


供给学派着重分析税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效果。他们指出,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在累进税制条件下,边际税率又是关键因素。因为经济主体是否多做工作,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按边际税率纳税后增加的净报酬是否合算。他们认为税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实现的,税率提高,纳税后净报酬减少。就劳动力看,这意味着休闲对做工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会选择休闲而不去做工,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就资本看,这意味着消费对储蓄和投资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乐意把收入用作消费而不用作储蓄和投资,资本供给就会减少。此外,经济主体为了逃避高税率,还把经济活动从市场转入地下。这些都会使生产要素供给减少,利用效率降低,使生产下降。


供给学派进而分析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税收基础的乘积,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就必然影响税收。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制成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疏。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作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或多或少起着阻碍生产的作用。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有些虽然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因此,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


供给学派虽然同意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和措施上,同货币学派大相径庭。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在安排货币收入时,人们就乐意保存货币,不去囤积物资,选择生产性投资,不做投机性投资。同时,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何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持必须恢复金本位制。



对供给学派的评论

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各方关注。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货币学派虽然对一些论点表示赞同,但认为它并没有提出有效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结构。进步学者的评论更加尖锐。


评论者都不同意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关于美国税制已经进入禁区的论断,认为缺乏历史和现实的验证 。对于供给学派所说减税不会导致出现财政赤字,即使发生赤字对经济也无任何妨碍,赤字会自行消失的观点,更认为是纯属无稽之谈。评论者一致指出,降低边际税率是为富人谋利。因为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入阶层多 ,削减社会支出则使低收入阶层直接受到损失。


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制订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法律条例,虽然增加了企业负担,但保护了社会利益。


一些进步学者批评供给学派过分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造成生产过剩危机。他们还反对供给学派把投资不足作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指出70年代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比60年代低。


评论者认为,恢复金本位制将大大缩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指出货币历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1981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问题的“黄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争辩,最后否定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虽然遭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评论,但也给予西方经济思想以有力冲击,对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影响

供给学派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1985 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象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又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所以几年来除了几位倡导者仍在宣扬供给学派获得巨大胜利外,信仰和赞赏的已日趋减少。

12官房学派(cameralism school)

官房学派简介

官房学派(cameralism,17世纪),又称作重商主义的官房学派,又译作“官房学”、“官房主义”、“计臣学”,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强调促进国家福利状况,认为增加国家的货币财富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是指16-18世纪德意志、奥地利的一些财政及行政改革学家和学者,由于彼此观点接近而形成的一个特殊集团。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德国官房学派以1727年在哈雷大学和奥德大学设立官房学讲座为界限,分为旧官房学派和新官房学派。16~17世纪的德国处于封建国家向近代的统一国家过渡的阶段,由于各大小诸侯国和自由城市的各自割据,进行土地兼并与争夺城市的战争,德国经济遭到破坏,皇帝在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利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国家经济实力。

官房学派代表人物

旧官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G·奥布里特、L·Von·薛肯道尔夫、J·J·贝切尔等人。


新官房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翟肯多福(Vertludwig von Seckendorf,1626-1692),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elob Von Justi, 1720-1771) 和宋能非尔斯。



官房学派的行政组织思想

官房学派的行政组织思想包括:


(1)建立统一的、完整有效的行政组织制度与方法;


(2)主张选用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3)主张国家行政组织机构应将管辖的事务分为若干部门来管理;


(4)加强国家及政府的权利。



官房学派的税收思想

官房学派的税收思想是16~18 世纪流行于德国的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体系。


旧官房学派的理论

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以研究充实国库,特别是如何使王室财政充裕为主,具有国王私人财政学的性质。薛肯道尔夫把国家财政视为君主和私人经济的一部分,认为应该把官产收入及特权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基础,在官产收入和特权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时,才能征税。在税收根据理论方面,他持“利益说”的观点。认为税收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代价,人民应该自觉承担纳税义务。


新官房学派的财政理论

此理论虽然仍以充实国库的研究为主,但同时也重视对如何增加国家财富的研究。新官房学派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新官房学派代表人物尤斯梯和宋能非尔斯的著作中。

13公共选择学派(Public Choice)

公共选择学派概述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罗 (Kenneth 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塔罗克(Gordon 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 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 Harry Course,1910-2013)《社会成本问题》(1960);荡斯(Anthony Downs,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布坎南(William 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圣(Mancur 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可以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型选择适当 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即将公共服务类型与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理性组合。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证明在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半独立性的政府公司以及政 府机构等各种类型的组织,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的服务来说,某一类组织会比其它组织干的更好。过去的错误是在对政府组织过分 的依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在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比其它组织更胜一筹。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以市场机制来选择。即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当然也在公共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就像顾客通过对私益物品的选择来决定企业的命运一样,也可以通过公民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决定对单个公共机构的存亡。


为扩大公众自由选择的范围和便利性,他们还主张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的重叠交叉,这是一种权威分剖(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的分权化,和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因为规模小数量才能多,数量多了,选择才会更为便利。规模多小为宜,他们提出四条考虑原则: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



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

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的<俱乐部经济理论>(1967)就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公共决策中的以足投票理论。


布坎南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乔治.梅森大学教授,1986年因把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填补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缺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6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逐渐成型的阶段,这一阶段,布坎南等人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张在经济研究上回到古典学 派,分析规则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 力的基础,1969年与塔洛克在弗吉尼亚工艺学院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公共选择>杂志,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迅猛发展,同时使公共选择理论传播的欧洲和日本。


布坎南对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学著作推崇备至,曾于1955-----1956年和1959——1960年两度赴意大利进修。


布坎南在多种场合分析了公共选择学科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并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与政治作为交换过程的特点。这三个要素被称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方法或公共选择思路。


方法论个人主义


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


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


布坎南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分析中又实际上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 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象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过,布坎 南也指出理想行为假设有其局限性,第一,与经济活动相比,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第二,与经济活动相比,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活动的结果承担责任。


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


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

公共选择学派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割裂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类社会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在经济市场是自利的, 而在政治市场是利他的,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善恶二元论”是无法成立的。


他们主张:尽管经济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消费者和厂商,而政治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 政治家、政客、选民和利益集团,但他们的行为目标并无差别,区别仅在于,在经济市场交易的私人物品,而在政治市场交易的是公共物品;前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 为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后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为公共物品利益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政府不过是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为和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此外,由于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和官员之间的双边垄断,他们在预算规模上的目标一致性,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由于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直接民主面临高成本,而间接民主面临机会主义),公共选择学派为此提供了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宪法制度改革。


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分支,公共选择学派一直是市场失灵的坚定辩护者。 他们所提供的救治政治市场失灵的两条思路,也只不过是将经济市场的运行规则引入政治市场。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好化改革,是指通过将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 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效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界定公共物品的产权;


2.在公共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官员的激励机 制,按照市场规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的显示其偏好。


所谓宪法改革,是指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布坎南认为,规则和政策的关系如同博弈规则和博弈策略的关系,前者 的改变可能增加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而后者的改变只会改变利益在参与者中的分配格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特征归纳如下:


1.公共选择学派继承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并将这一坚定泛化到政治领域;


2.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治市场博弈行为的结构也不必然为政 府干预经济提供理由;


3.基于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引入竞争直接否定了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公有经济的合理存在空间是非竞争的公共品 领域”这一论断。


显然,公共选择学派尽管没有直接的主张公有经济的低效率,但从其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来看,公共选择学派是排斥公有经济的。



公共选择学派的宪法学说

公共选择学派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宪法问题,从交易政治学的观点出发,政治交易先于市场交易,市场交易要依赖政治交易的结果——所形成的市场交易规则。最根本的规则是宪法,所以公共选择学派注重宪法的作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宪法学说有两个基本特点:规则决定论和契约论。


规则决定论的基本主张是决策规则决定决策效果,决策规则重于决策效果。通过对各种集体决策的规则的研究,布坎南得出的结论是不同决策规则将导致不同的结果。经一致同意得出的决定最为公平,不会对任何个人的权益造成危害。简单多数(过半数)规则下的政策总会压制处于少数的那些人的要求。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在 于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在于对政策制定的规则约束与规则约束下的政治过程。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取决于政策建议和决策行动,而取决于决策的规则和规则下的决策过程。


根据规则决定论,公平和效率的评价标准也在规则,在集体决定时,只要规则是公平的,结果就是公平的;只要规则是有效率的,结果就是有效率的。只要某项活动 是按事先商定的规则进行,规则又得到一致的自愿同意,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视为公平的。规则公平来自其制定的过程,只要制定规则的过程经过了一致同意,规则 就是公平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一致同意的理解是宽泛的:没有人表示反对,可以认为某规则仍是一致同意的。如果人们在经过修改的决策规则上达成一致,就有可能 接受差强人意的决策结果。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决策规则本身所体现的利益十分在意或有明确了解时,达成修改规则的"一致同意"又会十分困难。


一致同意也是鉴别规则是否有效率的标准,只要没有面对全体一致要求改变规则,规则就是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规则决定论的方法论是重过程,不重效果,布坎南 称之为"主观主义方法论"。一项集体决策是否有效率,应根据过程,而不是结果。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外在标准。只有个人知道自己的利 益为何,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越俎代疱。对个人而言,只要是按个人意愿行事,就是增进了个人效用。对整体而言,只要其中所有的个人都没有受到强制,都可按自 己的意愿行动,这个整体就有效率。评价集体行动时不需客观标准,只需参加者对其中的活动的一致同意。


规则对公平的决定作用在于非规则的影响因素少,布坎南认为决定分配结果的因素有选择、努力、运气、出身等,只要选择是自由的,个人就应自负其责,因而无所谓 公平问题。运气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也不会破坏公平原则。努力与分配的关系是"按劳付酬",个人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收益是正义的。只有出身会造成 不平等,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在作出选择之前,在运气光临经济赌博以前,在开始努力以前,人们首先是带着天赋进入比赛的。"但可通过帮助, 拉平出身所造成的(起点上的)差别,减轻不公平。纠正出身造成的不公平要依靠规则,保证有天赋差别的个人之间在机会上的均等。这种以公平为目的规则也应建 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一个规则被认为是公平的,不是它本身的状况所决定,而是当事人都认可。所以,对于一项规则而言,当事人的同意在其是否公平之前,而 不是因为其公平,人们才认可它。


规则对决策的决定作用来自其本身的约束功能,决策规则约束个人在集体中的行为,个人是在给定的规则程序下,根据自己对约束条件的理解,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 大程度的满足的行动方案。在经济中,制度可以限制人的行为在自愿交易的范围,使交易的结果趋向高效率。"一个人的效用既受他接受和供给的商品和服务的影 响,也受制度背景的影响。这种背景的改变,或者是活动规则的改变,会影响一个人的效用,正像他所获得的商品数量的改变会影响他的效用一样。"


集体决策的规则是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相对固定的和持久的,地位相当于宪法。宪法是在集体决策之前制定的,决策规则先于决策,宪法存在于立法和决策之前。宪法先于政府,立宪阶段达成的宪法契约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宪法的基础是全体人的一致同意。制宪与修宪都是集体行动,布坎南认为有三种集体行动:执行现行法律的行动、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集体活动、改变法律本身和现 行成套法律规定的活动。前两种相对应于他所提到的"保护性国家"和"生产性国家",第三种包括立法和立宪以及修宪活动。宪法的基础是契约,即建立在一致同意之上的自愿协定。这与市场交换的原则——互相同意一样,宪法契约与市场原则不矛盾,宪法体现为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互利契约。宪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减少社会财富被剥夺。集体行动是个人为走出无政府状态,避免囚犯困境的共同努力,每个个人的自由不应因集体行动而受损,这要求集体行动以一致同意为根据,唯有一致同意能够说明修改规则的必要性。


对宪法的一致同意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能失去:


第一,政府可能破坏宪法,为自己谋利。官僚或政治家个人有以职谋私,欺骗宪法的动机。政府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避免自己成为掠夺工具的约束。从制度上看,对政府的行为存在着程序上的和范围上的约束:决策规则和立法程序有事先的规定;对政府行为有具体规定,在财 政收支、货币发行、经济管制等方面政府的权限也有严格限定,并由相应的权威机构监督。但是这两种约束均可能失效,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可以利用程序,得出 违背全体利益的立法,宪法反而被当作利益集团的工具,"立法至高无上,宪法则从属于"。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最高法院无力对抗国会,监督机构做不到中立, 政府行为的自由度可能很大。对集体决策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都有可能失效。


第二,修宪的原因还可以是时间上的,立宪需一致同意,但后代并没有参加立宪过程,不一定同意先辈制定的规则,所以有理由要求修宪。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宪 法不是一次形成的,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宪法也要发展。一部宪法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事件,当人们在决策时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修改 决策规则。从更一般的道理上讲,人们也会自己关于个人权利的理念出发,对照现实的权利状况,假如与他们的预期相差很多,他们也会要求对宪法契约进行重新谈 判。政府政策失败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决策规则。尽管现存的宪法不是凝固不变的,但重要的是,它为进行预测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得人们能够对末完全显露的事件作出预期。当然,修改宪法的要求一定会产生,特别是从那些没有参与制定原先的宪法契约的未来一代人中产生。


在布坎南看来,宪法改革不可避免,立宪改革的原则是契约论,建立或修改规则的标准是一致同意,政府必须保护每一个人不受掠夺,这是一致同意规则的要求。修 改规则的前提是当事各方的一致同意,至少应使用最优多数规则,以增加决策时所需的赞成票比例,尽量不用过半数规则,"制度改革的最后检验在于受影响各方之 间的同意。"这样才能达到非零和的结果,实现帕累托最优。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对政府的财政权力、货币权力、管制权力的宪法约束,只分析规则的好 坏,不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目的是保证通过规则总能自动制定出好的政策。


对于公共选择的的宪法学说,布坎南认为是"另一种"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后者的对象是制度、规则,目的是为增强效率而设计和改革制度。"我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它旨在估价强制的结构,即‘规 则',其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改革,以确保在利用潜在互利关系上增强效率。"为此布坎南区分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 择理论分析政治家、官僚和投票人的行为,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对公共选择行动者的约束,是一种宪法理论。"宪法经济分析则试图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 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律——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作出解释,这些规则界定了某种结构,在这一结构内,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作出普通的选择。"


后来他又把对宪法的研究称为"宪法经济学",宪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经济现象,而是象集体决策的规则这样的政治问题,"宪法经济学比正统经济学涉足‘更 高的'研究层次;它必须包容后者的成果及许多较不复杂的分支学科的成果。"宪法经济学目的也与经济学不同,"宪法经济学对那些维持宪法规定的人 提出可能的规范建议,而正统经济学则对于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具体地说,宪法经济学考察对于约束的选择,而不是在约束内的选择,至今为止,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几乎是唯一地放在第二个问题上。"


公共选择学派中K·阿罗(Arrow)的社会选择理论被看作是一种宪政理论,因为他所关心的仍是政治制度的设计。他注重的是集体决策的规则的后果,他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表明,有关集体决策的各种基本规则之间存在冲突。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籍印度经济学家A·森(Amartya Sen)则指出,如果坚持个人效用之间不可比,就有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如果个人效用是可比的,就涉及社会公正问题,对社会就可以评价。社会默认个人的行动 与社会认同个人的选择不同,后者对个人的承认更强,会导致个人的自由与帕雷托最优冲突。公共选择被被当作新宪政理论中的一种,因为它关心政治制度的设计, "新宪政论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一系列关于制定有助于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原则。"


新宪政论把宪法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提出"宪政社会科学"概念,认为关于宪法的研究不仅仅是法学的任务,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加入。新宪政论"对目 前社会科学中朝着制度主义的转向作出了贡献,并对最近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复兴起了很大作用。它是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研究政治和经济现象的一个纲领。" 用这一论断为公共选择的宪法学说定性是恰当的。


布坎南的制度理论继承了源自亚当·斯密,经哈耶克发展的自然秩序说,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个人经济活动。但他又不同意哈耶克完全否认制度设计对市场秩序形成的 作用,"我批评哈耶克把必然发生与自发产生的秩序的原理扩展到制度与法律。"哈耶克认为经济制度的形成经过了社会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的过程, 是自发产生的"正如亚当·弗格森所指出的: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那么自由人的自发联合所制造的事物,往往 比他们个人的头脑所能全部理解的更加伟大。"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大加鞭笞,认为那是一种源自唯理主义,任意夸大个人能力的"建构理性主义",但 哈耶克又坚持对国家干预主义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公共选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观是一致的,诺斯也主张"贸易收益只能通过委托人间或委托人与代理人间订立合同实现,而合同订立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体 系的制度框架。因此,没有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有组织的贸易就无法出现。"比如宪法可以看作是能够使人从交易中得益的一套规则。新制度经济学 也认为政治规则先于经济规则,"广义地说,政治规则导致经济规则,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利益结构也影响政治结构,但产权和合同是由政治决策界定和实施的。"


14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功利主义概述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 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



功利主义的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 (Richard 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 Helvetius)、义大法学家贝卡里亚 (Cesare Beccaria) 以及休姆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 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 (G.E. Moore) 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 (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 (J.O. Urmson)、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 (J. J. C. 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



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



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

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

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



功利主义的应用

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也表现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



边沁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指以超阶级的功利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J.边沁创立,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出发点和前提。边沁之前,A.斯密在启蒙学派的“自然秩序”和“理性观念”的基础上,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便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利益。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一书中进一步阐明功利原理,并把它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之中,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行为和立法措施的准则。


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②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边沁把功利原理应用于经济学,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当与否以功利原理作为权衡标准。


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


自由放任主义


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依据,在经济方面鼓吹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以个人的活动自由为原则,国家应为之事,只限于保护个人活动的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除此之外,不应作任何干涉。按照边沁的解释,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生产上将会得到最大量,分配上将越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也达到最大量。如果安全与平等不能两立,就必须放弃平等,而维护私有财产的安全。


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当时和以后英国及欧洲大陆上许多经济学家如J.B.萨伊、D.李嘉图、J.密尔、J.S.密尔、A.L.C.德斯蒂·德·特拉西(1754~1836)、W.S.杰文斯、A.C.庇古等。


J.S.密尔从小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熏陶,始终坚信“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但在他生活的年代,阶级矛盾比边沁时代尖锐化了,他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因而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人生的目的应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 “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他晚年写的《功利主义》(1861)认为人类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不过是白费。他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当你待人就象你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和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达到理想完成的地步。他幻想通过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以边沁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要求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计算,因而把经济学叫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功利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仍然发生影响。由英国庇古奠定的福利经济学,就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各个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满足成为最大量。

15货币学派(Monetarism)

货币学派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主义(Monetarism),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


历史简介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 了论据。


自60 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货币需求函数

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中认为,货币数量说这个词语只是表示一项研究方法,而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理论的名称。它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产出量或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的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流动偏好函数基础上作了一些发展补充,建立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


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


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 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


货币主义认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


弗里德曼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正在于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产量和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 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 (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塬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



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 ,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


二十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合理预期派认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户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他们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合理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了。

16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

什么是哈佛学派

西方产业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学派: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


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哈佛大学的梅森(E. Mason)教授和其弟子贝恩(J. Bain)是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期间,哈佛大学的梅森,发展了传统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经济成果(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SCP模式)的模式,使之成为产业经济学内容的框架。他认为,产业经济学或称产业组织理论,既要靠实践经验的研究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又须要有一个理论上的分析框架,即结构—行为—成果这个框架。他特别强调市场结构和其他客观的市场条件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认识市场上的企业行为的关键。因此,他着重研究市场结构,以此作为产业经济分析的统一基础。


1959年,贝恩所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正式形成。


哈佛学派的后来学者中最著名的是贝恩,他继续强调市场结构的重要性。特别是他研究了市场经济中新企业进入一个产业时遇到的障碍,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个“进入障碍”和市场集中性、产品差别性三者,是市场结构的关键要素。


哈佛学派的特点是重视产业经济的实践经验,着重研究市场结构;此外,还强调垄断力量与一定的市场结构相联结的重要性,把它作为产业经济分析中的普遍性问题。



哈佛学派的方法论

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SCP)分析范式。按照这一范式,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哈佛学派建立的SCP分析范式,为早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使该理论得以沿着一条大体规范的途径发展。然而贝恩最终并没有就SCP范式作出进一步的更为一般化的完整说明,谢勒(Scherer,1970)通过完善SCP范式中各环节的反馈效应,才使得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得到了系统完整的阐述。正如马丁教授(Martin,1993)所指出的, 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它需要同时考虑其它因素对结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贝恩的研究成功地开创了持续20年的以跨部门研究为主的经验型产业组织分析时代。


虽然结构-行为-绩效统治了主流产业组织学界近半个世纪,但其本身也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SCP范式以静态的实证分析方法为主要手段,以给定的产业结构为前提,将现实企业之间既存的各种差异看成是决定产业竞争状态的外生变量,对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实际行为进行静态截面观察,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与企业的市场绩效相联系。首先,SCP范式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演绎逻辑的必然性,它是基于大量观察的经验性描述;其次,SCP范式过于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并且不能对策略性行为的逻辑作出清楚的解释,因素选择并没有穷举,新的重要因素未被纳入到框架之中,如信息、交易费用等;再次,SCP范式存在着来自数据采集和模型设计方面的天生缺陷;最后,该范式顶多只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既有行业结构下的行为和绩效间的特定联系,而并不能说明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17海派经济学

海派经济学概述

海派经济学:强调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


海派经济学创始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恩富解释“海派经济学的含义”


一般人的确容易误解,以为海派经济学是研究上海的或者上海所有的学者都共同赞成的经济学。其实,海派经济学是以地域来称呼的一个学派,学术史上这样称的很多,主要是为了简便。但学派是开放的,其人员并不以地域为限。若从主义角度描述,其名称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的一个经济学派。


海派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


海派经济学的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提出二者是“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市场经济改革观,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


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


海派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这样,也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创立海派经济学的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和时期:

一是酝酿阶段。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随着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的学术创新体系逐渐成熟,他开始同复旦大学张薰华、洪远朋以及同济大学顾钰民等老中青教


二是海派经济论坛是1995年11月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研讨会。刚开始的几年,主要在上海开展海派经济论坛学术工作。


三是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走出上海,与全国一些高校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联合举办论坛。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在黑龙江大学,2004年在武汉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学院、2005年在郑州大学,成功地召开论坛。2003年,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成立并开展学术活动。10多年来,已召开20多次研讨会,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四是2004年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归属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走向世界,广泛与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日本经济理论学会、韩国社会经济学学会、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盟等交流,并筹备主办 2006年春季在上海财大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会和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刊。


这里所说的海派有以下3层含义:

第一,程恩富提出:“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的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就是“海纳派”。


第二,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力求在科学的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合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新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一种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第三,海派经济学的发源地和目前主要代表人物在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上海学派。但不等于上海学者都赞成这一学派的观点。

18经济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

经济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是以德国为主的经济学学派,虽然该学派主张以研究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知识和经济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的特性是无法全球化的、而且也会随著时间地点而改变。这种概念抛弃了将经济学理论视为是普世定理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要经历严格的分析研究、而非哲学的逻辑推理。经济历史学派的特色是重视实际现实,而非自我设计的数学模型。经济历史学派在工业化时期也极为关注社会改革和大众生活的改进。


经济历史学派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世代:


最年长一代的由威廉·罗塞尔(Wilhelm Roscher)、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领导

年轻的一代由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布连塔诺(Lujo Brentano)等人领导

最年轻的一代,则由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领导

19世纪末期,经济历史学派与新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研究方式和理论上争论不休。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控制了大部分的德国学术界,许多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了普鲁士教育部长弗里德里希·阿尔陶夫(Friedrich Althoff)的顾问。普鲁士是当时德国的学术中心,同时也支配了德语国家的学术界。随著一些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还远至美国,直到1900年为止。


或许是因为在英语国家知名度不高,经济历史学派在现代英美的经济学界不太受重视,历史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学派之一。不过,无论是在理论贡献和实际运作上,经济历史学派都成了后来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其经济模型支配了几乎整个欧洲。


虽然不如德国的知名,英语国家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确存在,这个学派受到了弗兰西斯·培根、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大量影响。这个学派后来猛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上的演绎方式,尤其大卫·李嘉图更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个学派强调将历史的经验与当今的情况混合。阿诺尔德·汤因比便是这些学者之一。

19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

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庇古、罗伯逊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又由于其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十九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


剑桥学派简介

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十九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



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

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在分析的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剑桥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


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


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他还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在货币理论方面,剑桥学派以提出货币数量说的剑桥方程式著称。1917年庇古首先把马歇尔在这方面的论点公式化,以后罗伯逊在1922年出版的《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对剑桥方程式和马歇尔的货币理论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此外,剑桥大学的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均衡价格论”的完全竞争的假定,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企业均衡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但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超脱马歇尔-庇古理论的框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二十年代英国经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1929年爆发空前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严重困境,这使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濒于破产。面临这一形势,原属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传统理论的姿态,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抨击他称之为“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和理论根据。剑桥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经过修修补补,迄今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20激进经济学派

激进经济学派概述

激进经济学是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也称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 ,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以及欧内斯特、阿明、詹姆士·克罗迪、比尔·沃伦等。他们一方面批评“正统经济学派”的一些经济观点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对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军国主义化,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以及环境问题等都是美国大公司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他们主张以公有制替代私有制,但反对暴力革命;在经济决策上反对集中,在资源配置上既反对市场经济,又反对行政命令手段。


激进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剩余”说,其方法论主要是从非经济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和动力。



激进经济学派制度分析

事实上,观点属于这个流派并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巴兰、斯威齐等,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老左派”,而把60年代后期出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称为“新左派”,这是当前西方“左派经济学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 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 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联盟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 代,联盟有成员2000多人。


联盟成员在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一般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或技术特点为基础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 特殊结构为其特征。


而在过去和现在,几乎所有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阶级”结构都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这种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政治上将尽力支持被支配阶级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激进派认为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五点:


1、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2、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3、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4、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5、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十多年来,激进经济 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例如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投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总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穷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 者起来反抗;


谢尔曼、韦斯科普夫、沙依等提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三种论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失论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论,他们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来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周期各阶段交替的机制,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 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

21经济浪漫主义学派

经济浪漫主义学派概述

经济浪漫主义学派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企图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西斯蒙第。经济浪漫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和瑞士。


经济浪漫主义学派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和经济要求。它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及其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无政府状态,财产分配的极度不平衡,继而否定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资本主 义是合理的自然制度”的理论。但是,由于它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并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性质,也不知道这些矛盾产生的真正根源。经济浪漫主义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使现代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认为中世纪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手工业是最美好的生产方式。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现宗法式的合作关系,以求得财富分配的平等和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经济浪漫主义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 种矛盾,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它不懂得资本主义正是从小生产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看不到资本主义大机器是代替中世纪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最终只能流于反动的空想。


这一学派的思想后来受到列宁的批判,而马克思还是认为西斯蒙弟的思想与李嘉图相比略有不同的。

22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

经济自由主义概述

经济自由主义: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最初作为一种口号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宣扬“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经济自由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自由经济”思想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阐明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


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 “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它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 的效率;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

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而这些正是为社会基础服务的。


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它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并且形成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的垄断;渐进改革逐步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这就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


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

23凯恩斯主义(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主义,或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 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後,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


历史背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对当时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设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之一。当物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开始质疑当时经济学上的两大支柱:首先是货币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萨伊法则所认定的,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


凯恩斯自己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陶醉于改变人们思想的氛围。正是这一经历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他最终决定与传统理论决裂。1920年他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体经济后果,而且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有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的效果的文章,发展了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理论,他越来越相信经济系统不会自动地沿着一个曲线即经济学叫所谓的最优生产水平前进。可是他既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开始冲击英国——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用竞争优势,英国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这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使英国达到了帝国的颠峰,并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和超通货膨胀的来临以及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生产衰退的到来,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数十个不同的学派争奇斗艳。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着一个简单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有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时的工厂和运输网络远远超出了当时个人的支付能力。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当时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接受他的理论和方法。


也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反对他的理论,认为导致萧条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对商业的信心;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削减政府开支,从而恢复对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凯恩斯的理论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价格、工资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自动地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指出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指出理论说得再好,事实上这个自动调节机制没有起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据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通论》以前实践中常用的说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经济混乱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达到充分就业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商品的价格,价格的不断变动反过来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二是这个系统创造的新的财富可能会被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消费或者用于投资将来的生产,同样有一个供求机制决定着这个选择。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价格一样的机制,即它是货币的价格。


即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年份,这一理论仍然把经济的崩溃解释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产的机制。所以合适的办法是将劳动的价格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导致价格下降,从而购买力(就业)就会回升。没有作为工资付出的资金将会转化为投资,也许是在其它的产业。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也是必须采取的办法。其它关键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国家预算,或者通过增加税率,或者通过削减财政支出。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


(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


(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24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

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是近代西方经济边际效用论的一个流派。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瑞士洛桑大学,其代表人物为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学派主要特点为一般均衡论。


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一般均衡论体系是由瓦尔拉斯建立的,他在洛桑大学教授职位的继承人帕累托并未对该体系作出重大的修改,而仅仅提出一些与该体系有关的新概念。一般均衡论企图论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该社会具有n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并且生产m种商品。在分析的开始,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也就是说,这种分析是以既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为前提的。在这样一个以利己动机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消费者力图在收入的限制下取得最大的效用,企业家力图从经营中得到最大的利润,资源(劳动、资本、土地、矿山等等)所有者力图用他们的资源换取到最多的报酬。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瓦尔拉斯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在包括产品和资源的各种市场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每个消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都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价格和数量即为均衡价格和数量。另一问题是:如果这些均衡数量果然存在,这种均衡是否稳定。如果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意味着该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



瓦尔拉斯的四个联立方程组

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瓦尔拉斯使用了四个联立方程组。


第一组方程表示每一种资源所有者所提供的资源数量取决于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价格,即为这些价格的函数。由于假设存在着n种资源,所以第一组的方程数为n个。

第二组方程表示对每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价格,即为这些价格的函数。由于商品的种类被假设为m个,所以第二组具有m个方程。

第三组方程表示每一种劳务的供给量等于生产全部商品所需要的消耗量。这一组的方程数为n个。

第四组方程表示每一种商品价格等于它的成本。这一组的方程数为m个。

把以上四组方程联合在一起,瓦尔拉斯得到2m+2n个方程,其中所包含的未知数为m+n个价格和m+n个数量,其总数也是2m+2n个。


在m个商品价格中,瓦尔拉斯把其中任何一个当作为“计值标准”,从而它的数值为 1。因此,未知数的数目变为 2m+2n-1个。另一方面,根据“瓦尔拉斯定律”,即一切市场以货币表示的全部购买数量恒等于出售数量,所以在2m+2n个方程中,只有2m+2n-1个才是独立的方程。因此,瓦尔拉斯宣称:他的方程总数正好等于未知数的总数,从而,他的四个联立方程体系是有解的。


瓦尔拉斯不但认为他的方程具有均衡解,而且方程所决定的均衡也是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说,一旦经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的力量会自动地使经济制度 “摸索前进”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为了说明如何“摸索前进”到新的均衡状态,他使用了“拍卖者”的方法。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好象存在着一个拍卖者,首先由该拍卖者喊出某一系列的价格,然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根据喊出的价格而作出各自的反应。如果反应的结果能使各个市场的供给等于需求,那末,此时的状态便是新的均衡状态。否则,拍卖者将根据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反应而对上次喊出的价格进行调整以便喊出经过调整后的价格。如果调整后的价格还不能使各个市场上的供求相等,那末,拍卖者还必须按照上述的方式对价格继续进行调整,一直到各个市场上的供求相等时为止。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被假设为仅仅把他的反应通知拍卖者而并不把他的反应付诸实施,一直到拍卖者最终调整到导致供求相等的价格时,这些人才按照均衡价格进行各自的经济活动。



一般均衡论的补充研究

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数学方法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之处。例如,方程的数目和未知数的数目的相等并不能保证联立方程有解。在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之后,西方经济学者从1930年开始对洛桑学派所建立的一般均衡论作了一些补充并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是沃尔德(1902~1950)、希克斯(1904~ )、阿罗(1921~ )、德布鲁(1921~ )等人。他们的研究主要在于论证三个问题:


①洛桑学派的方程体系是否具有均衡解,即是否存在着至少一个非负数的价格向量能满足该方程体系;


②该方程体系所寻求的均衡是否为稳定的均衡,即如果均衡遭到破坏,市场的自发的力量能否使经济制度回复到均衡状态;


③这种均衡是否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即无法在不减少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来改善其他人的利益。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研究结果虽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肯定的答案却是建立在一系列严峻的假设条件之上。例如,假设存在着完全竞争,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不同条件下的期货市场,缺乏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果或负效果等等。由于这些假设条件违背事实,一般均衡论的结论不可能符合现实情况。


目前,由洛桑学派所创建的一般均衡论仍在发展之中。西方学者认为,一般均衡论的传统问题已经解决, 他们的任务在于放弃一般均衡论的某些假设条件,研究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或者扩大它的范围使它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和现实相联系。例如,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把不肯定性引入理论体系之内或者把考察的领域扩展到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情况。


总的来说,一般均衡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社会。只有当把这一研究成果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时,它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工具。否则,一般均衡论仅仅论述在一个设想的社会中所可能发生的一些经济现象。



参考书目

Quirk and Saposnik,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and Welfare Economics,McGraw-Hill,New York,1968.

D.Bell and I.Kristol, ed., The Crisis in Economic Theory, Basic Books,Inc.,New York,1981.

25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

伦敦学派形成

伦敦学派(The London School)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它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主要的特点是坚持和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其代表人均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工作过而得其名;又因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该学派的核心人物,而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英国是世界上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最早和最为典型的国家。15世纪末,英国的农村已发生了强制夺取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发展,在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英国的资产阶级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限制措施和政策,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种新兴统治阶级的要求,反映在经济思想和理论上,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就已开始脱离重商主义的轨道,他的后继者依据其思想,把论证经济自由、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尽致地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要点,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长的时间在英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故乡。推崇市场机制,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突出私人企业,成为当时英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传统。如19世纪后期以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为主体的剑桥学派、20世纪初期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核心的伦敦学派,均是沿袭这一传统建立起的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学派。


伦敦学派的创立者是埃德温·坎南。坎南是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于1897年起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当时称为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培养了以利奥尼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伦敦学派的骨干。由于当时只有剑桥学派活跃在英国的经济理论讲坛上,伦敦学派还未崭露头角,因而把坎南在20世纪10-20年代为伦敦学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称为"伦敦学派的准备时期"。进入30年代以后,罗宾斯等人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日臻完善,影响也逐渐增大,且秉承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伦敦学派逐渐形成。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不仅动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宣告了传统自由放任思潮的破产,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内在稳定性,也对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改弦易辄,在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长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聚集在凯恩斯理论的大旗下,保守的剑桥学派也就因此而逐渐消失。但伦敦学派却依然坚持自由放任的思想,并与凯恩斯展开了论战,伦敦学派也就因继承和坚持了英国自由放任的传统而日渐闻名。


1931年哈耶克受罗宾斯之邀,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并立即投入到伦敦学派与凯恩斯的辩论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哈耶克的“参战”,不仅增加了伦敦学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伦敦学派的声望。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在这一期间,伦敦学派还与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论战(论战的集中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伦敦学派则持否定态度)。这段时间是伦敦学派的发展时期,也是它的鼎盛阶段。


1950年哈耶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如罗宾斯、约翰·希克斯、阿巴·勒纳(Abba P. Lerner)等人也开始放弃经济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伦敦学派走向衰落和消亡。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学派由于存在的时间不长,许多理论观点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近,并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如奥地利学派),因而在西方的当代经济思想史(或当代经济史)中,并没有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四个中心-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工作过,且四个中心均宣称哈耶克为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伦敦学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归属,西方和我国的经济学家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如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对伦敦学派有过这样的界定:指曾在伦敦经济学派执教的哈耶克、罗宾斯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经济学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罗宾斯后来改变他自己的观点)。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胡代光、厉以宁也曾指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哈耶克无疑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但从哈耶克的学术倾向来看,对他最适当的评价是:他是理论上自成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同罗宾斯的观点最为接近,把哈耶克和罗宾斯合称为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为恰当。”因此,把伦敦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学派进行研究,把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核心人物进行介绍,是科学的和合适的。


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了解到,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坎南温·坎南、利奥尼尔·罗宾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约翰·希克斯、阿巴·勒纳以及西奥多·格雷高里、尼古拉斯·卡尼多等人。其中,除了奠基人坎南以外,保持伦敦学派的传统、自始至终坚持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仅为哈耶克一人。



对伦敦学派的评议

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看,伦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并无多大的的影响,它的理论和经济政策也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权威性书籍和辞典中,都很难找到"伦敦学派"这个词组。伦敦学派可说得上是生不逢时。它所形成的本世纪30年代正是市场机制的问题集中暴露、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时代。这一时代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天然合理的神话,严酷的现实迫使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改换门庭,寻求新的理论。在这种形势下,连秉承马歇尔衣钵的剑桥学派,都开始放弃一贯坚持的自由放任理论,重新聚集在凯恩斯的大旗下。但伦敦学派此时却逆当时的潮流而动,企图依然高举自由放任的大旗,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中心,其后果必然是先天不足,难成正果。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其领袖人物之一的罗宾斯,在坚持了大半辈子的自由经济思想后,不得不在晚年公开地宣布:"问题出在人的智力,我已经成为理论结构的奴隶,……这种理论结构完全不适合已经发展了的形势。罗宾斯对凯恩斯理论的承认,应该说已宣布了伦敦学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坎南、罗宾斯个人,仍不愧是西方经济学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正像前面所介绍的,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上都曾作过较大的贡献,都被后人冠之伟大的经济学家。伦敦学派短暂的历史再一次说明了,随着生产了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应该放映和描述这种变化的经济学,必须跟上历史的发展,想以不变应万变,不去认识或拒绝认识历史的变化,必然落伍,出现生不逢时的遗憾。

26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Ricardian socialists)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 Ricardian socialists


英国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以D.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8页)。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人物和著作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很多,其中主要有:一位匿名作者,其著作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P·雷文斯通(?~1830),主要著作是《对某些关于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流行见解的几点怀疑》(1821)和《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T·霍吉斯金(1787~1869),其主要著作是《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联合》(1825)和《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W·汤普森(1785左右~1833),其主要著作是《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在最新提出的财富自愿平等制度中的应用》(1824);J·格雷(1798~1850),其主要著作是《人类幸福论》(1825)、《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和《论货币的性质和用途》(1848);J·F·布雷(1809~1895),其主要著作是《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如汤普森、格雷、布雷等同时又是欧文主义者。R.欧文在以经济学的论战姿态出现时,也是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内容

(一)价值论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关心的是一切非劳动收入的性质和源泉。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利润、利息、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价值没有归还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而是被不劳动者所取得。因此,一切非劳动收入都是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据此攻击一切剥削收入,劳动价值理论在他们手中从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价值规律作出了特殊的理解。李嘉图体系中存在着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矛盾。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同劳动相交换的资本代表较少量的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代表较大量的劳动,二者的交换是以少量劳动换取多量劳动,是不等价交换,破坏了价值规律。有的还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不仅是不等价的,而且是以无换有,因为不仅工资是劳动创造的,而且全部资本都是劳动创造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认为,解决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的矛盾的办法是,消除劳动和资本的不等价交换,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工人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把价值规律不是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符合“正义”和“人的本性”要求的规律,不是理解为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他们和李嘉图一样不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以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而也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价值规律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形式上说,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工人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的口号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就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从这一点来说,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是正确的。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研究了剩余价值问题。他们对李嘉图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应用的结果,“产生了李嘉图望尘莫及的对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同前,第21卷,第208页)。匿名作者所著《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小册子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在于他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他已经意识到,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作者说,劳动者为了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必须做一定数量的劳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在这一定数量劳动之上进行剩余劳动。他在这里明确地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价值归结为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小册子作者还研究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是由什么决定的。他说,工人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例如在一星期内,究竟用多大的部分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用多大部分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这完全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工人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等价物所需的时间,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


小册子作者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功绩还在于他对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的区分作了尝试。古典经济学家只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上看到剩余价值的存在,都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小册子作者前进了一步,他把企业主利润、地租和借贷利息都看作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把“利息”看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他说:“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马克思说:“小册子的作者把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有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 (同前,第26卷Ⅲ,第279页)。然而,小册子作者用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名称“利息”来指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这表明他还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严重限制。


小册子作者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的形式。与此不同,雷文斯通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相对形式,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缩减必要劳动的形式。雷文斯通已经懂得,剩余价值是可以随技术进步而提高的。他说,在维持10个人生活需要9个人的劳动的地方,总产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即剩余价值。在 1个人的劳动足够维持5个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4/5的产品用作“地租”即剩余价值。雷文斯通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增加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雷文斯通在这里把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


雷文斯通在分析剩余价值时,分不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雷文斯通说:穷人的贫困创造了富人的财富,“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会有余,而奢侈品将会绝迹。”作为禁欲主义者,雷文斯通认为在资本主义对抗形式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也将随这种对抗形式一起消灭。


(二)分配问题


李嘉图把分配问题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的是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然而他们强调的则是利润和地租的同一剥削性质,是工资同一切剥削收入之间的对立。汤普森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指出利润只能来源于劳动。他说,资本家和工人的要求是对立的,资本家的收入越多,留给工人的就越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越高,工资就越低。这种分配是一种不自然的、不公正的分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惊人的矛盾即富裕和贫困的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灾难。


霍吉斯金也研究了工资同利润、地租的对立。他认为,工资是由工人的最低生活资料决定的,没有这种最低生活资料,工人就不能生存。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给他们留下最低生活资料,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到剩余劳动。工人为了取得面包,必须付出几倍于面包价值的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构成了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非劳动收入。格雷认为,在“商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只能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1/5,而4/5被土地所有者、债主、商人等以地租、利息、利润形式所占有。后者给前者留下那点收入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活下来继续当奴隶。



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霍吉斯金在批判“资本生产力论”时说,资本没有任何生产力,所谓“资本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就流动资本而言,工人进行劳动时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并不是资本家积存起来的储备。欧洲的全体资本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保存起足够全体工人消费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资料。面包、牛奶等消费品往往是在消费前几小时才生产出来。各种不同的工人彼此都在为对方不断地生产生活资料。霍吉斯金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流动资本,不外就是并存的劳动。就固定资本而言,工具和机器等如不加以使用,连生产费用都难补偿。如果搁置不用,原有价值都会损失。固定资本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不是过去的劳动在起作用,而是现在的劳动在起作用。只有活劳动才起决定作用。霍吉斯金的批判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虽然指出了“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但没有弄清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资本会取得具有生产力的假象。他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把资本当作是消费品、工具和机器。因此他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布雷也有类似的提法。马克思在分析这一错误提法时说:“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同前,第46卷上,第262页)。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各有己见,其中格雷和布雷都提出了组织交换的方案。格雷认为,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交换把许许多多的生产者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他埋怨,在流通领域中,商品转化为货币比货币转化为商品困难,也就是卖比买难。格雷说,救治方法在于使卖也象买一样容易。基于这一错误认识,他企图用劳动货币方案来解决卖比买难的问题: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劳动货币。中央银行通过各地支行确定各种商品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把商品送入银行,银行发给证明所需劳动时间的劳动货币。劳动货币的票面额有一个工作小时、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作周等,劳动货币既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证明,又是向银行领取包括同量劳动时间的其他商品的凭据。格雷的方案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幻想。他不是把生产而是把交换看作是社会的基础,不是把组织生产而是把组织流通提到首要地位。他想使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把商品直接就是货币、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错误命题奉为教条。这种教条不会因为某个银行按它经营就会变为现实,相反,“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同前,第13卷,第76页)。布雷也幻想通过组织交换来消除商品生产的固有矛盾,他的方案是组织工人股份公司,同行业或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人按地区等原则参加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之间通过公开交换市场和银行互相交换各自生产的商品。某甲的一个劳动时间交换到某乙的一个劳动时间,这就是布雷的基本命题。公司每星期发放一次工资,工资同工人在一星期中新创造的劳动产品等价。布雷称这种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他说: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这是组织股份公司的主要原则之一。但是,他所说的等量劳动只是指劳动日长度相同的劳动,不管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练程度,也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只要一天劳动8小时,劳动报酬就都一样。这种“按劳取酬”实际上是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马克思说,在布雷的“新社会”中,人们会“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从而“展开偷懒的竞争”(同前,第4卷,第 115~116页)。布雷方案和格雷方案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了解商品生产的性质和它特有的交换形式,都想在保存商品生产的前提下组织交换来消除商品生产固有的各种矛盾。不同之处是,格雷把组织交换看作是社会改造的最终目的,而布雷则把它看作是实现欧文主义的合作制度的过渡办法;格雷企图保存私有制,而布雷则坚决反对私有制;格雷的交换银行主要依靠小商品生产者,而布雷的股份公司则主要是依靠工人。

27李嘉图学派

李嘉图学派概述

李嘉图学派的建立始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出版,从而以李嘉图为中心集结了一批坚持李嘉图经济学说的人,终于1820年代李嘉图学派和当时其他的经济学派论战失败后。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及其教训

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经济学一般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经历过一个长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它同早期的效用价值论几乎同时出现于西方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又同效用价值论一起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到l8世纪下半期,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劳动价值论终于在同效用价值论的长期较量中胜出,占据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地,在对抗封建贵族势力的思想和政策斗争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著作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随后19世纪初期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中达到了它的极致,以至于可以说“李嘉图征服了英国(凯恩斯语),这种理论在英国拥有一批追随者,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学派即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但是没过多久。这个盛极一时的学说就在围绕李嘉图价值论的一场论战中破产了,信奉这种理论的李嘉图学派也随之解体。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学说为什么会衰落呢?它是怎样衰落的?什么理论取而代之?从这段历史中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这就是本文拟扼要讨论的一些问题。


劳动价值论及其同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都以“原始的实物交换”为分析的起点和前提,就是说,他们分析的交换是指没有货币、更没有资本,而且土地等其他各种资源都不索取报酬的纯粹实物交换,分析的结论都是说交换的依据或交换价值的源泉是体现在被交换物品中的劳动。


亚当·斯密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他在《国富论》(1776年)中指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问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价值论,实际上他也认为价值理论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原始阶段,一个是现代阶段,不过他认为现代条件下的价值规律虽然与原始阶段有所不同,但这种区别是次要的,原始条件下得出的价值论还是主要的。李嘉图价值论的逻辑层次和基本论点如下:亚当·斯密的“价值反论”表明,敢用虽是交换价值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商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劳动量;斯密所谓交换来的劳动决定价值的提法不妥当;劳动报酬不同不会影响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物上的劳动,等等。


可是,这种原始的实物交换的分析前提显然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市场条件,从中引出的劳动价值论必然也就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换法则相抵触,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使商品交换比例或商品价值,通常不是决定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资本量,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成为一种趋势和通则。


富于历史感的亚当·斯密看到了这种矛盾,可是这个矛盾的存在对他来说似乎没有构成什么认识上的障碍。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如实地描述现象,修改原先的理论,从劳动价值论走向收入价值论。他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劳动者⋯⋯必须把他所生产或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总之,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


李嘉围以收入分配变动是现有价值的分配而不影响价值的决定为由,批判并摒弃了斯密的收入价值论;李嘉图也承认稀缺性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决定因翥,但他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李嘉图也看到了这种价值规定同现实之间存在某种抵触,他对这种矛盾和抵触的认识和表述比亚当·斯密还要明确,他指出,由于各部门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资本耐久资本比例不等,以及在这些不同部门中工资涨落的影响不等,而使劳动价值原理有了很太的变更,他说:“我们可以看出,在机器或耐久资本还没有大量使用的早期社会,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是接近相等的,彼此之间的相对价值只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跌。但在采用了这些昂贵而耐用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极不相等了。彼此之间的相等价值虽然仍旧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落,但同时也会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涨落而发生另一种虽然是次要的变动。由于售价五千镑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可能等于售价一万镑的其他商品生产所用的资本量,所以两者的制造利润也会相等。但如果商品的价格不随利润率的涨落而变动,其利润就会不相等了。李嘉图认为需要对劳动价值原理作出一定的修正,但他坚持认为,工资和利润的涨落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由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引起了反对论者的攻击,他们所攻击的正是这种理论同现实的两太矛盾,一个是它无法解释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因为总不能说劳动的价值决定于劳动吧?再说劳动与资本交换的结果是利润,这岂不是说劳动与资本交换是不等价的吗?另一个是它无法解释产品价格从而资本利润不同劳动而同资本成比例,而利润率的平均化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却是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普遍规律。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个反对论者的主要分析进程。


反对论者对李嘉图学说的责难

在反对李嘉图价值论的声浪中,1821年出现的一本名为《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匿名著作(以下简称《争论》)发生过直接影响,其中的许多论点为日后反对论者所采纳。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萨谬尔·贝利,他在1825年出版的《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中,对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利润论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批判。这本书狠狠地击中了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矛盾和弱点,促进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反对论者攻击的首要问题是商品价值的性质。《争论》的匿名作者指责李嘉图不该把价值由某种相对的东西变成了绝对的东西,贝利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贝利强调说:“价值除了仅仅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的相互间的比例外,不表示任何肯定的或内在的东西。”他还认为,由于人们在交换中总要依照一定的比例,又总是习惯于用货币来表现这个比例,所以才形成了价值概念。在他看来,“决定价值也就是表现价值”。总之,价值就是交换比例,就是价格,是纯粹相对的东西。他指责李嘉图不该在交换价值背后去探索什么绝对的、独立存在的、内在的东西——价值。应当说,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千差万别的商品能彼此交换,说明其中必定含有某种客观存在的共同物。至于这个共同物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否认这种共同物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李嘉图的价值观点有绝对化的缺点,他不理解价值只是在他设定的一定条件下(即原始的实物交换)形成的某种生产关系,因而是历史的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但是在设定条件下这种关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的东西。贝利的错误在于连这种概念上的绝对性都不承认。


其次,关于“劳动的价值”决定及利润的来源问题。《争论》的匿名作者指出,依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将无法解释劳动的价值,也无法解释土地的价值,因为土地不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贝利发挥了这一点,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说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显然是荒谬的。也击中了李嘉图学说的一个弱点,李嘉图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贝利当然不是要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他只是想以他的概念来重新解释“劳动的价值”。在贝利看来,商品的价值是交换比倒,劳动的价值(工资)也是一种交换比例,即劳动所得货币与其所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比例,他以此反对李嘉图把工资归结为工人的生括费用的观点。由于贝利把工资说成是一种数量上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要随着货币与生活资料双方的价格而波动,所以在他看来工资既不是确定的量,也不是具有特定内含的社会经济概念,从而也就说不上在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中存在不等价交换了。按照这种理解,利润也只是一种比例,是生产成本以上的超过额同总资本的比例,利润量则同总资本而不是劳动成比倒。这些观点同李嘉图将利润归结为商品价值减去工资后的余额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同样,既然工资和利润都是一种比倒,它们又各有来源和各自的变动法则,没有统一的基础,那么,它们就是互不相干的,说不上相互对立。这是其价值相对论的引申。


马尔萨斯也利用了李嘉图价值论的矛盾来反对李嘉图,但与贝利的手法有所不同。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平等,否则就没有利润存在的余地了,而利润是资本家提供商品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怎样说明利润的存在与价值规律的统一。如果工资真像李嘉图所说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即劳动的全部成果,那就不能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利润了。包含在李嘉图体系中的这个矛盾和困难,李嘉图本人并没有觉察到,马尔萨斯却看到了,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工资确如李嘉图所说是劳动的价值;利润也不可缺少;惟一需要否定的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原理。他强调说,正因为工资和利润都不可缺少,所以商品的价值就应由工资和利润量来决定。这个量构成了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又是从同劳动的交换中得来的,因而他宣称,他的价值论就是生产费用论,或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换劳动论或购买劳动论。显然他是从劳动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出发,否定劳动价值论,这实际上是用价值的增值去说明价值本身的决定。


再次,关于一般商品价值决定和利润来源问题。前已指出,李嘉图一方面坚持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看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两者难于统一。托伦斯比李嘉图更明确地表述和强调了价值与生产价格相背离的现象:“只要两笔资本相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是相等,不管它们所推动的,或者说它们的产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量如何不同。如果两笔资本不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不等,虽然花费在它们的产品上的劳动量完全相同。”李嘉图宣称这些现象不过是例外;托伦斯则指出,这表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出现以后,价值便决定于生产费用即资本的支出。由此出发,托伦斯还把利润归结为价值即生产费用以上的超过额,即归结为流通领域的产物。


马尔萨斯在利用李嘉图的发现来反对李嘉图的价值原理方面显得更加巧妙和尖刻。他指出:“李嘉图明确地承认了资本回收快幔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比倒不同的影响。但在他那书的最后一版中(第三版),他却大大低估了这种影响。”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规则有相当多的倒外;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他所谓的倒外情况,即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同,耐久程度不同,使用的流动资本周转时间不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倒外情况如此之多,以致规则可以看作倒外,而倒外可以看作规则。”这个批判显然是切中要害的。马尔萨斯自己的价值论是生产费用论,其中包括工资加利润。贝利从价值与价格背离的现象出发,也得出结论说,价值决定于托伦斯所说的生产费用即资本量。


李嘉图追随者的诡辩

面对论敌的攻击,李嘉图的忠实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力图加以反驳,然而他们的反驳仅仅是字面上的,而且充满了诡辩,结果直接导致了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和学派的解体。麦克库洛赫是最早站出来反驳论敌的人,但李嘉图对他的辩护性论点不以为然。1821年穆勒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纲要》,是李嘉图学派解体的重要标志。李嘉图对穆勒的解释仍不满意,并力求探索出解决矛盾的新途径,但终于没有成功。在李嘉图去世后,麦克库洛赫于182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则彻底败坏了李嘉图学说体系的基础,宣告了李嘉图学派的终结。李嘉图学说究竟是怎样被他的追随者庸俗化的呢?


首先,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法则。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都宣称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然而他们对这种劳动的解释却远离李嘉图的原意。穆勒认为价值通常决定于供给与需求,但最终决定于生产费用。生产费用由什么构成?劳动和资本。穆勒说,所谓劳动是指直接的劳动,所谓资本是指蓄积的劳动,即蓄积在原料、工具、厂房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在他看来直接劳动和蓄积劳动都是劳动,都能刨造价值,因此价值是由这两者舍起来决定的。这实际上是承认决定价值不仅是劳动,而且还有资本,不过他把资本称作另一种劳动罢了。


麦克库洛赫在论述价值论时首先区分了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实际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而相对价值则取决于“商品换得的劳动或其他任何商品的量”。他又说,通常情况下即供求相等时,交换来的劳动等于耗费的劳动,但是,“事实上”前者总要比后者多,这个差额构成利润,而且非得有利渭不可,否则生产的动力就消失了。这种解释同李嘉图反驳的交换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并无二致。


其次,关于价值规律同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矛盾。穆勒认为这里不存在矛盾,因为劳动与瓷本的交换不过是普通的商品交换。穆勒的论证如下:价值由直接劳动(劳动)和蓄积劳动(资本)共同刨造,因此工人和资本家是商品的共同所有者,各自也只应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家支付工资,就是用货币交换工人将要在生产中创造的并应归工人所有的那一部分价值。正因为资本家预付了工资,所以后来生产的全部成果应归资本家。可见,劳动与资本交换是等价的。这种观点根本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原理,也不承认劳动与资本交换的结果是不等价的交换,穆勒的说法完全取消了劳动与资本交换中以少量劳动与多量劳动交换的事实,取消了事实上存在的矛盾。


照这样说来,工资该如何决定呢?按照穆勒的理论,本应这样回答:劳动的价值(工资)决定于劳动。他承认这样说是荒谬的。于是他另寻出路,用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来说明,这表明他抛弃了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说明工资的思路。后来的反对论者贝利也是用比例关系来说明工资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贝利认为工资是工人所得与生活资料之比,而穆勒认为是人口与资本之比,他们实际上都不认为工资是由劳动决定的。关于利润,穆勒认为利润也可叫作工资,不过不是直接劳动的而是间接劳动即蓄积劳动的工资,是资本的贡献,这显然是他的价值论的运用。总之,穆勒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曲解李嘉图价值论的定义,否认劳动与资本交换的不平等性。


与穆勒不同,麦克库洛赫承认这种不平等,但他认为这同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理由是:价值就是由交换来的劳动决定的,而交换来的劳动通常就是要比耗费的劳动多,所以,资本在同劳动的交换中得到更多的劳动量(利润)并没有破坏价值规律。这种解释完全曲解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命题,默认了利润来自交换和购买的让渡利润的观点,否认了利润的剥削性质。


再次,关于价值规律同等量劳动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仍然试图予以解释,结果弄得更是一团糟。为什/厶有些商品(例如窖藏葡萄酒)的劳动时间没有增加而价值增加了呢?穆勒说这是因为酒在窖藏期间,人手的劳动虽然停止了,但当初生产新酒时耗费的蓄积在其中的劳动还在继续劳动,所以陈酒比新酒贵。他似乎也感到这种说明难以理解,于是进一步解释说,一部机器的价值不是一下子消耗完的,而是逐渐消耗,这就说明当初生产机器时所耗费并蓄积在其中的劳动还在劳动。这其实是价值的转移,不是价值的创造,根本不能说明已经离开劳动过程的商品,在生产或流通期间停留更长的时间之后价格便会提高的原因。穆勒的解释表明他完全抛弃了李嘉图的价值论。


麦克库洛赫的解释比穆勒走得更远。陈酒之所以比新酒贵,麦克库洛赫认为是由于酒在窖藏期间,机器设备以及自然力对酒发生了一种我们所期望的作用,而。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种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就是劳动,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这就是麦克库洛赫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概念在他手里完全被糟踏了。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至此被彻底地败坏了。劳动在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的手里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成了资本或自然力的代名词,用这样的劳动概念解释价值,其实就是用劳动与资本一起解释价值,而用劳动和资本一起解释价值也就是用生产成本解释价值。


必然结局和后果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和李嘉图学派解体的主要后果和必然结局是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兴起。这种理论在萨伊(J.B.Say,1767—1832)的生产三要素论中已见端倪,中阅经过马尔萨斯(T.R.Malthus,1766~1834)等人的加工有了一定进展,到了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手上更趋完备。按照这种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成本,即各项生产支出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本支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企业家收人等。这种理论还指出,商品价值会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它的水平和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还不是李嘉图学擐解体的全部后果,在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完全转向生产成本论的同时,还开始了从客观价值论向主观价值论的转变。前者出现在李嘉图追随者手上,后者则是李嘉图学说的修正论者或反对论者所为。不过后者还是很初步的,只是到了l9世纪7O年代初期发生了所谓“边际革命”,主观价值论才正式登上理论舞台。这里主要说明一下向生产成本论的转变过程。


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生产三要素价值论和以敢用为基础的价值论。他认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他还说:。它们的价值基于它们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本身则起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或它所可能提供的满足。”


萨伊正确地把土地、劳动和资本看作生产的三个要素。他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困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


根据这种理解,萨伊肯定了土地和资本同劳动一样,都有生产性。萨伊这种说法的历史贡献在于在经济学史上率先肯定了资本的生产作用,将以往人们(如威廉·配第)的认识即劳动和土地两要素论推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新概括。


萨伊的价值论有三个层次:一般意义的价值,是指获得商品就必须支付的代价,即生产努力或三要素的努力;市场价值,是指供给和需求所影响和决定的价值,那要受许多因素制约;价值,以物品的效用为基础,而效用则来自生产费用,此效用具有主观的意义。萨伊的价值论是生产要素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效用论的结合,这也是同斯密的生产要素论部分的吻合,而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则分道扬镳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生产成本价值论所作的完整表述,是这种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经济学标准价值论的最重要标志。约翰·穆勒是19世纪下半期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年初版,作者生前又重版六次)莫定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穆勒的价值理论是在论述交换理论时才提出来的,此前他已经论述了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他认为价值问题是交换领域的问题,同生产无关:生产的条件和法则不以是否存在交换为转移;价值只与分配问题相关,而且也只是就分配的动力是竞争而不是习惯而言,才与价值有关。然而对于交换社会来说,“价值问题却是根本问题。在这样构成的社会内,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幸运的是,在价值法则中已没有什幺要留给现在的著作家或任何未来的著述家去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是完满的,需要克服的惟一困难是如何说明这一理论”。


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六章对他的价值原理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个总结可以教看作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在其追随者著作中演变的最终形态,它意味着劳动价值论的终结和生产成本论的确定,从此以后,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不再有劳动价值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视为其变形的生产成本论。


鉴于穆勒的对价值论的表述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特将这段文字中的基本点引述如下:“1,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一件物品的价值,是指它能换取的某一其他物品或一般物品的数量⋯⋯2,一件物品的暂时价值或市场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然而,需求随价值而变化,价值低廉时对物品的需求,一般大于价值高时的需求;价值总是自行调整到是需求与供给相等的程度。3,各种物品除它们的暂时价值外,还有永久价值,也可以称为自然价值,市场价值在经历各种变动以后,总是趋于恢复到自然价值;各种摆动相互抵消,其结果,平均地说,各种商品围绕它们的自然价值进行交换。4,某些物品以稀缺价值作为它们的自然价值;但是,大多数物品是以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比率或它们的所谓费用价值,自然地互相交换⋯⋯7,凡供给可以依靠劳动和资本无限增加的商品,都是按生产成本最大的那部分必要供给并把它们运至市场所必需的费用,与其他物品交换的。自然价值就是费用价值,因而,一件物品的费用价值,是指其成本最大的部分的费用价值。8,生产费用由若干要素构成,其中有一些是经久不变的、普遍的,另外一些是偶然的。生产费用的普遍要素是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偶然的要素是赋税和由某些生产要素的稀缺价值引起的额外费用。9,地租不是产生它的生产费用中的一个要素,除非它来自或代表稀缺价值,而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实际存在的,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如果在农业上能够提供地租的土地被用于某一别的目的,则其本来可以提供的地租便是它所产商品的生产费用的一个要素。1O,如果撇开一些偶然的要素,则容许无限增加的各种物品,都按照为生产它们而必需支付的比较工资额和支付那些工资的资本家所应获得的比较利润额,自然地,持久地相互交换⋯⋯13,如果两种物品是由等量劳动制造的,而对这样的劳动以同一比率付酬,又如劳动者的工资的垫付期间也相同,用途的性质也无须利润率长期存在差别;则不论工资和利润的高低,也不论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平均地说,这两种物品就可以相互交换。14,如果两种物品之一,平均地说,其所具有的价值大于另一物品,则其原因当为:其生产或者需要较大的劳动量,或者需要长期以较高的比率付酬的某种劳动;或者维持这种劳动的资本或资本的一部分的垫付期间较长;最后,或者其生产伴有必需长期以较高利润率加以偿付的某种情况。15,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其他要素的作用较小,虽然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无关紧要的。16,利润愈低,生产费用中一些次要的要素愈不重要,而各种商品与同它们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成比例的价值背离也愈小。17,但是,利润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用许多机器或耐用机器制造的各种物品的费用价值,而提高手工制作的这种物品的费用价值;利润的每一提高则都导致相反的结果。”


两点教训

第一,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原始未开化社会”,即原始社会末期最初出现的交换。这个条件说明他们的价值论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上述范围这个价值论就不能适用了,必须对它作出改变。亚当·斯密实际上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也作出了改变,这个企图是可贵的,但是他所作的改变的方向不对头,他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都会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这个事实来修改价值原理,从而走上了收入决定价值论。李嘉图正确指出分配的变化是既定价值量分配的变化,不是对价值量的事先的决定。但他并投有由此导向正确的认识,而是走向反面即倾向于否认其价值论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误以为他的价值论适用于一切时代。他即使勉强承认在有些情况下会有某些改变,但最终还是回到他最初的原理上去,结果导致了原本有一定真理性的价值原理的破产。亚当·斯密承认需要改变而未能作出正确的改变,固然不能说是成功,但李嘉图不承认需要改变而且也没有作出适当改变,其结果更为悲惨。


第二,面对论敌的攻击,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企图用改变字眼和偷换概念的办法为李嘉图解围,结果却同反对论者走到一起去了,实际上承认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是劳动,而且还有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花费或成本,这等于放弃了他们挖空心思想要维护的劳动价值论。在这场争论中,论敌显然是占着上风,因为他们的论据是有道理的。这就留下另一教训,当某种理论同实践发生矛盾时,惟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据实践去修正有局限性或缺陷的理论,而不能用这种理论去限制和圈定实践,否则只能导致理论的破产,尽管人们主观上想要维护某种理论。总之,一成不变地坚持既定理论是行不通的,实践毕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

28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中经年累月,用鞋子在座位底下磨出一道槽才研究出来的。他没有提出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办法,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偏差,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但目前仍不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错误,任何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即对经济进行计划。

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贴万应灵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种大致定性的状态,马克思发现了经济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一切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属性之一。任何物品要想成为商品都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反之,毫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是不会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并且具有质的不可比较性。比如我们不能说橡胶和香蕉哪一个使用价值更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价值一起,构成了商品二重性。



劳动二重性

生产商品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属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正是由于抽象劳动这种同质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


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的对称。是在一定的劳动目的,操作方法,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结果下进行的劳动。


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的对称。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生理学上的劳动耗费。


劳动对象

劳动对象指劳动本身所对应的客体,比如耕作的土地,纺织的棉花等。包括两大类。一是自然界的物质,即未经人类加工过的自然物。一是人类劳动加工过的,用做原材料的产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

庸俗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理论,代表人物萨伊(法国)、马尔萨斯(英国)。该学派宣扬阶级调和,掩盖利润的真正来源,否认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经济体制)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揭示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该社会的——生产力、上层建筑(注意:不联系经济基础)


劳动对象:是人们把自己的劳动加在其上的一切物质资料。分为两类:一是没有经过人们加工的自然界物质,如矿藏;另一类是经过人们加工的原材料,如棉花、钢铁等。


劳动价值论:(1)、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2)、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3)、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具体劳动不是价值的源泉;(4)、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即死劳动,只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


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指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方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


生产力: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生产关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3、产品分配形式。


客观经济条件:指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的生产效率,常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


经济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经法律确认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构成该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又被称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或基本经济制度,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性质。


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经济运行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它决定着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应该怎样从事经济活动和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下从事经济活动。


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经济基础: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情况下又可以称为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称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称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其中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


社会形态: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观念形态的统一体。


商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以W表示。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它体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商品拜物教:在私有制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把商品神秘化,把商品当做神一样来进行崇拜。


使用价值:物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价值是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


商品经济: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生产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阶段,其会消亡。


简单商品经济:又称为小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为基础。


产品经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整个社会是一个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生产不再借助交换来进行。


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要。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货币流通速度: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周转次数。如:1元货币1月内平均执行4次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起了4元货币的作用。货币流通速度越快。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越少,反之则越多。


价值实体:商品中凝结的人类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对于任何劳动支出来说都是同质的,它们不存在差别。


价值形成过程:抽象劳动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凝结成价值的过程。既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又是物化劳动即生产资料的旧价值的转移过程。


市场机制:市场的各种要素,包括价格、竞争、供求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各自发挥功能,由共同发挥作用的有机联系。


价值形式: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一种商品的价值不能由该商品自身来表现,而是在同另一种商品交换时,在所交换的商品上表现出来。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的发展而发展,在历史上曾依次出现过四种形式:(1)简单价值形式;(2)扩大价值形式;(3)(一般价值形式);(4)货币价值形式。


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指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的形成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的形成过程就是价值的增殖过程。


交换价值: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背后的本质内容。


资本积聚:是资本积累的结果。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加,更侧重于生产资料的扩大。


相对过剩人口:指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求,这部分劳动力的使用不能给资本带来平均的剩余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它的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


超额剩余价值:也称“额外剩余价值”。因个别商品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获得的剩余价值。最先采用先进技术的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企业,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商品按照社会价值出售,资本家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当企业普遍都采用先进技术时,超额剩余价值也随之消失。另一些使用最新生产技术和方法的资本家,又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实质上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帝国主义:也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统治。


纯粹流通费用:由商品的价值运动所引起的费用,即纯粹由商品买卖引起的费用,包括广告、通信、店员工资和商业机构的日常开支等。这种非生产性费用不增加商品的价值。在商品流通中的必要的运输、保管和包装支出,不属于纯粹流通费用的范畴,它们能增加商品的价值。如果纯粹流通费用的增长超过正常需要,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生产性流通费用: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运动所引起的费用,如商品的分类、包装、保管、运输等费用,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继续而支付的费用。


跨国公司:又称“多国公司”。以本国总公司为基点,通过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的企业。


股份合作制:劳动者的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企业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所有者;资金用股份制形式筹集,企业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企业由职工民主管理,厂长、经理由民主选举产生。


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其它一切商品的统一价值表现材料的商品,它的出现,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上,一般等价物曾由一些特殊的商品承担,随着社会的进步,黄金和白银成了最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货币。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在长期的商品交换中,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以G表示。


价格: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


价格标准:货币的单位及其等份。


通货膨胀:流通中的货币量(纸币)超过了商品流通所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的程度用通货膨胀率来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通货膨胀可以增加一部分需求,从而刺激生产,出现经济的虚假繁荣,但通过增发货币所增加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没有相应的商品保证,不能根本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高通货膨胀率不仅会打乱经济秩序,而且会危害社会安定。


通货紧缩:流通中的货币量(纸币)少于商品流通所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物价下跌、纸币增值的经济现象。主要表现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货币的支付手段:是随着商业信用的发展而产生的,卖者先向买者提供商品,卖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向卖者支付所购商品的货款。这一职能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经济中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物化劳动: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消耗,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在其中有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劳动同物(产品)结合在一起,故称为物化劳动。


活劳动:指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 脑力和体力的耗费。


剩余价值率:指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它表示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


年剩余价值率: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同一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年剩余价值率表示预付可变资本的增殖程度。用公式表示为M’=M/v=m’n(n为资本的年周转次数)。


固定资本磨损:固定资本的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有形磨损也称物质磨损,是指固定资本的物质要素由于使用及自然力作用而形成的磨损。有形磨损与价值规律无关,而与自然规律有关。无形磨损也称精神磨损,是指固定资本在其有效使用期内,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价值上的损失,包括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明高性能新设备而使原固定资本贬值。固定资本的精神磨损与价值规律有关。


利润率: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即P’==m/c+v。利润率表示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利润率在数值上绝对小于剩余价值率。


资本:能够在运动中增殖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增殖表现为获取剩余价值。它是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运动中使其自身的价值不断增殖,构成了资本最一般的属性和特征。


价格标准:为了计量和比较各种商品的价格,货币必须以固定的计量单位作为标准。由国家规定的用以衡量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及其等分,称为价格标准。


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以货币来表现的工资叫做名义工资,以这些货币所能实际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来计算的工资,叫做实际工资。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工资,而是同一工资的两个侧面。


不变资本: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资本。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故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仅能够创造出补偿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能创造出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


劳动强度:劳动的繁重和紧张程度。劳动强度不同,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消耗也就有差别,劳动强度高,单位时间内劳动消耗多,反之,则少。


资本积累: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或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资本积聚: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增大其总额的一种形式,是资本积累的直接后果。


资本集中:由若干分散的小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资本集中是扩大单个资本总额的一种形式,资本集中不会增大社会的资本总额。资本集中在现实上往往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资本技术构成:资本在物质形态方面的构成,即构成资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力的数量之间的比率。这种比率是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


资本价值构成:资本在价值形态方面的构成,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公式为C:V。


资本有机构成: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公式为C:V。


相对工资:工人新创造的价值(v+m)中,工人所占份额和资本家所占份额相比较的工资。


产业资本:指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即投在工业、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方面的资本。


流通资本:是指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


资本周转时间:资本的循环如果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时,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就是周转时间,它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生产价格:商品的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而形成的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生产价格形成后,市场价格将围绕生产价格而上下波动,这只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动,而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因为社会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商品价值总额。 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服务贸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服务贸易是指一国以提供直接服务活动形式满足另一国某种需要以取得报酬的活动。广义的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活劳动,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服务贸易一般情况下都是指广义的。


超额利润:个别生产价格和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由于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从而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利润。超额利润也是由工人创造的,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商品所有权规律:各个商品生产者对自己的商品具有所有权,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占有别人的商品。


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实质: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社会关系,随着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和重复得以维修、更新和发展。社会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


有机构成提高的原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


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单个资本的增大。


有机构成提高的的表现:C大V小(相对来说)。


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利润率下降,但利润额增大。


劳动耗费:生产商品中的实际耗费,包括物化劳动耗费和活劳动耗费两部分,相当于商品的价值C+(V+M)


资本耗费: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资本量,即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相当于生产成本,是生产费用。劳动耗费和资本耗费是两个不同的涵义,两者在量上也不相等,劳动耗费大于资本耗费,大于部分就是剩余价值。


所用资本:即预付资本,资本家为榨取剩余价值而预先垫支的货币资本,在量上包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全部资本。


所费资本:生产商品中耗费的资本量,包括耗费的不变资本和耗费的可变资本之和,在量上相当于生产成本。


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这里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只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而言的,是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借贷资本:从职能资本运动过程中暂时游离出来,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


职能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实际发挥了职能作用的资本。在内容上职能资本主要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职能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在数量上相当于平均利润。通常情况下,只有职能资本才能获得平均利润,而非职能资本(如借贷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利息)则小于平均利润。


级差地租:因租种不同等级的土地或对土地投资的收益差异所形成的地租。来源于农业工人创造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是土地的丰度(肥沃度)或地理位置不同,以及对同一块土地连续投资的收益差别。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经营垄断。级差地租的形式可分为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和级差地租第二形态。


绝对地租: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它产生的条件是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私有权垄断。其来源是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差额,是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土地价格:土地出售时的价格,实质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没有价值,因为它不是劳动产品,但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定期取得土地收入,如同把资金存入银行取得利息一样,所以土地可以买卖并有了价格。土地价格与地租成正比,与银行存款利息率成反比,即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


租金:农业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向土地